第576章 【活成自己最讨厌的人】(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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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匆匆,转眼一个月时间过去。

从1991至1994年初,港府不断制订并完善平抑楼价、打击炒卖的措施,主要内容有:

买家须付楼价5%作按金;

限制内部认购比率低于50%;

楼花转售征收2.75%厘印费;

将住宅楼字按揭率由9成降至7成;

向频密买卖楼字的投资者征收利得税;

将提前赎回按揭贷款的罚金增至5万港元或楼价的3%;

将500万港元以上住宅的按揭率降至5成,

等等。

措施不可谓不严厉,然而收效甚微。

首先是地产商普遍认为,管制太死,不利于楼市的发展;

其次,地产商与某些银行暗中勾结,阳奉阴违,擅自提高按揭成数;

再次,港府在执行过程中不力,并有带头炒高价格的嫌疑(趁高拍卖官地)。

结果,楼价愈炒愈高,高到置业者无法承受的地步。

舆论在指责地产商、炒家的同时,亦严厉地批评港府。

1994年第8期《今日港澳》指出:“从港府来看,土地拍卖价格越高,库房收入就越多。以去年为例,全年卖地及因更改用途而补地价收益达422亿港元,再加上与物业有关的收入,如差饷、地税、印花税、地产公司利得税等,差不多已占港府总收入的70%。因此,政府土地拍卖往往选在地产市道最好之时,实际上对地价、楼价的攀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地产商而言,地价再高,最终还是要摊到消费者身上。”

地产商曾多次重申,管制太多,会造成楼市的萧条。

地产商恰恰抓住港府的弱点,故港府口口声声严厉打击,却始终未动真格重拳出击。

《快报》、《经济日报》于1994年2月2日、3日发表文章,评论汇丰与恒生银行收紧住宅楼宇按揭。

“目前香港楼价的升幅已如脱缰之马,即使月收入数万的夹心家庭(中产阶级家庭),也惟有望楼兴叹;同时楼价暴涨使贫富之差更为悬殊,‘置业安居,对普罗大众来说,已渐成为‘神话’。为求香港稳定繁荣,遏制楼价有其必要,但要得其法,寻求治本之道。治本之道,应是大量增加土地供应及加建公屋。”

港府对投放官地进入市场,始终持矛盾心理;大量增加土地供应,有利于平抑地价楼价。但是,这样港府的土地就卖不了高价,必会减少财政收入。

港府希望的是“待高价而放盘”。

“供不应求与炒风炽热,已成为一对怪胎。一方面市场供不应求引致炒风炽烈;而另一方面又因炒风炽烈导致空置单位增多,又再加剧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令楼市连番攀升。”

舆论变得对地产商有利。

地产商纷纷开腔,指责政府有地不卖,屯积居奇。

新地公司郭炳江(郭得胜次子)公开发话:“楼价高并非不够地,只系政府对图则改用途,官僚程序‘拖’死人而已。”

布政司(仅次于总督的最高行政长官)陈方安生慌忙表态,声称港府会增大土地的供应量。

政府下属的消委会帮政府说话,指责地产商有楼不卖,屯积居奇。

立法局议员刘慧卿小骂帮大忙,批评港府养肥了几个地产商,对平抑楼价束手无策。

议员张文光则直言不讳地谴责10多位地产商联手控制土地和楼市:“有地不起楼,起楼不卖楼,卖楼为炒楼,炒楼变空楼。”

发展商最忌“造市”的流言,纷纷予以反击。

连不轻易表态的李超人也愤然开金口:“近日各方君子纷纷指地产商囤积楼盘唔(不)卖,带头扯高楼价,这讲法唔(不)公道,事关政府一批入伙纸(房产契约),发展商便卖楼盘,没有发展商联手操纵市场这件事。”

舌战至1994年3月~4月间达到高朝。

这种极为荒廖的现象,不能再容忍下去!

1994年4月11日,星期一。

新时代集团的办公室,林祖辉放下手中的报纸,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曾经的他,对地产商炒高房价深感厌恶,对于护着那个地产经济为主的团队,也深深不满。

那时候的他,看着城市空空的楼盘,心里想着:明明空置率那么高,为什么一平方米就要那么高的价格?

他想小房换大房,想了五六年都没有换成,每天就盼着跌成白菜价,结果白菜涨价了,房子也没有跌多少。

终究。

他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类人。

很快,他又安慰自己,香江房价高企,绝非地产商之主责,因素是各方面都有的。

港府、炒房者,才是罪魁祸首。

港府方面,财政70%以上靠正常,他们心里是极其矛盾的;

炒房者,香江人本来就嗜赌,什么东西都能拿来炒。

林祖辉脸上的表情变换了一下,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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