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结籽的玉米棒子(2 / 2)
没有梁雨润,这个世界照样还存在。没有梁雨润,这个地球肯定还在运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局部地方对一些弱者来说,没有梁雨润,则意味着一生的不幸,或许他们在人生的半途上倒下后不再能起来,或许一辈子永远处在含耻与痛苦之中……
梁雨润在他所在的地方,他是那些民众的福星。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由衷地高喊“梁雨润万岁”这样的口号——我绝对相信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声。因为所有通过他的努力改变现状的百姓们真切地告诉我,如果没有梁雨润,他们或许还会一天天地挣扎下去,一年又一年地屈辱下去,直至对整个社会产生厌恶与憎恨……
这种心结其实很可怕,问题之严重在于这种国民心态在今天的社会里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中存在着。它与我们如此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和日益繁荣的物质世界格格不入,与我们梦想建立的和谐社会更是背道而驰。在一个庞大的国度,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一个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强者与弱者严重分化的社会里,梁雨润这样的共产党人和国家公务员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我认识梁雨润是2001年的事。之前我们彼此毫不相干,后来因为一部《根本利益》,改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和熟人。
《根本利益》之前,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相识,并由于当时梁雨润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使我下决心为这位被百姓称为“梁青天”的人民好干部写一部书。这就是我用了仅半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根本利益》。当时写得很淋漓洒脱,但由于作品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比较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共有三人作了批示。为调查核实梁雨润的事迹真假,中央专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考察组,对其进行近半年的事迹核实工作。所幸的是我书中所谈及的梁雨润的事迹全部无误,于是在作品发表的半年多之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作出决定,号召全党向梁雨润同志学习。加之中央电视台把梁雨润评选为2003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梁雨润的名字和我的《根本利益》从此成为大家熟识的人物和作品。
但这期间,外人并不了解一个情况:因为梁雨润当时所在单位的个别人出于忌妒心理,扬言说是梁雨润“为了自我宣传”,向首先报导他事迹的记者与写《根本利益》一书的我“送了几十万元的好处费”。这一诋毁梁雨润和我及那位记者的人格的无耻谣言,后来被考察组否定,梁雨润的形象和我的《根本利益》从此不再受质疑,更加广为传播。梁雨润后来成为党的先进性教育中的一个全党学习榜样,根据《根本利益》改编的电影《信天游》,在这场空前的党员教育中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的主要发现者和传播者,老实说我心头想想此事就有些心酸: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并被人民誉为“百姓书记”的梁雨润,却被某些同级干部同事无中生有地诬陷造谣呢?
细细想来,也很简单:有些人自己不为人民办事、办好事,看到别人做出一些成绩并出了名后,心里就醋劲涌动……
中国的许多事坏就坏在这里!这样的人不仅仅在梁雨润身边有,我们的身边也常有。他们的所有本领是:我做不成的事你也别想做成;我没有捞到的好处,你也别想捞。这倒也没什么,可憎之处是:你明明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和人民公务员的一片公心去为他人、为单位做些有益的事,并做出成绩之后,他自己不去做也就罢了,却反过来说你的风凉话,甚至造谣诬蔑泼脏水,实在是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作为多年的纪检、信访干部,处理大量群众来信是梁雨润的日常工作之一。《根本利益》中的梁雨润,作为一名纪委书记,他看不惯有人不为百姓做实事,因而自觉自愿操心劳命去解决难题,为政府和党的形象增了光添了彩。
四年过去了,梁雨润怎么样了,这是人们有兴致关注的事。我当然也一直在关注着他,因为《根本利益》出来后,梁雨润对我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就是他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他必须是一名值得人们信赖的好干部。梁雨润无愧这一称号,尽管他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现实生活中其实有许多梁雨润式的活着的优秀共产党人和优秀公民,他们是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在现实中又有一个非常无奈的现象:谁要是当一名活着的焦裕禄、活着的孔繁森的话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死去的那些先进人物更优秀,甚至十全十美。而十全十美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像梁雨润这样不是先由“组织”确定的先进人物一旦宣传出名后,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看法。好在梁雨润过得硬,好在他做的那些事让众多百姓受益和解难了,好在我们都是按着党性和良心在做事……
有人会说现在的良心还值几个钱?这倒是真的,现今良心几乎不太值钱了!可就是因为良心贬值了,所以我们才呼唤人要讲良心。建立和谐社会,有人可以把党性扔在一边,但你总得还有点起码的良心吧!应该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温暖——这是梁雨润的一贯信念。发生在我们这本书里的故事,有些并不复杂,一般负责任一点的干部或公务员,完全可以像梁雨润一样处理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但就是有人不干正事,不那么负责,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放在心上,所以才把一件件简单的事,越弄越复杂,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有个共同的弱点,即容易爱富嫌贫,敬强欺弱。物质、权势和利益关系显得尤为突出的今天,我们身边一些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平民百姓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何改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何让弱者和强者享有平等条件下的共同的生存权、财富权与话语权,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项重大历史责任。据报界载文,目前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2300万,有3000万左右的残疾人,有2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人次上地市、进省城、赴京城的上访人员,更有亿万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和司法上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一庞大的数字组成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考量,也是中国能否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目标的难题所在。因此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强者有更大发展与发挥空间;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富有者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得收益与财富;尊重弱者,其实就是让不是弱者的人永远不会沦落成弱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千头万绪的烦恼就不再有了,勉强与无奈的情结也能挥之而去,一切变得清爽与流畅,快乐与轻松。?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弱者,你就会受气、受欺,当你伸出干枯的双手去乞求他人帮助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背景没有送礼,你的事就可能永远无人理会,直至你怒发冲冠、出言不逊,或者做些过激的事,你因此就被扣上刁民的帽子。如果走运,你可能只吃了些筋骨皮肉之苦,不走运你就可能会背上黑锅而苦度终身……
这绝非危言耸听,监狱的门内门外,你有心稍稍打听一下,会有人主动向你诉说这样的“典型事例”的。为弱者呼唤尊严,我们怕谁?怕过谁?但我们确实最怕的是那些连起码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讲的公务人员与官员!党一再提倡“执政为民”的理念,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应该为民执政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们能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哪怕是出于人的基本同情心去关怀或关心一下那些脆弱无助的人们。但正如我在采访梁雨润时所看到一幕不该看到的场景时,我失望之余更坚定地要为梁雨润再写一部书,写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仍然并非梁雨润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仍然并非有哪个上级领导或者主管部门指令我去发现和挖掘某一先进典型。
是我觉得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事要有人去处理、去处理好,是因为我们这有七千多万中共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几千万人组成的公务员队伍的大国。为什么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却没有去管、没有管好,最后成了没法管的烂摊子!每年国家和各省市区开“两会”或党代会一类的重要会议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结伴上访或者单个找领导的事已非新鲜,国家和政府为了保障这些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为确保不让“刁民”们闹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万、上千万哪!据说中央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进行“稳定”工作的公安、信访方面的人员多达上万人,他们吃住在各自的“驻京办事处”或宾馆,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所费不赀。其实,进京上访的人大多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北京来的,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决,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顶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面的官员,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后还是没人理会。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到北京来,找京城的清官。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为什么有这样的风气?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下面的官员不办事。不办事还不要紧,有的地方的官员不仅不办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烦一怒,你就倒大霉。《为了弱者的尊严》里所写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实本来在基层、在事发初期是完全可以解决或解决得好的,但该办事的时候有人不给百姓认真办,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时,在北京和上级一道又一道“批示”、“责令”下才硬着头皮去办,而且即使去办,在感情上对老百姓仍旧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强的办事态度与煮夹生饭的办事方式,其结果不难想象,老百姓怨声载道便是必然结果。怪谁?当然责任不在百姓!这样社会能和谐吗?不能。有一次在现场看梁雨润处理一起群众围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触。那天有上百群众,举起白布写的标语,他们希望同省领导对话,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与上访人员人数相近的公安人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站在现场似乎束手无策,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怎么办?折腾下去,一是没个头,二是影响不好。负责现场的公安局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们很着急。后来,匆匆赶来的梁雨润出现了,大家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笑容,窃窃私语道:“老梁来了就好了!”
梁雨润确实有办法,只见他三下两下地就把现场原本态度强硬的闹事群众领走了。我当时就想:假如没有梁雨润怎么办?“假如没有梁局长,那肯定闹事的人还会多蹲上几个小时,甚至可能是几天,或者来了一次又一次……”
信访局的一位处长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大量的现场与实地采访证明了这位处长的话。假如梁雨润这一天因事没能到现场,事情会闹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心头多次设想的事。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离开了谁,地球还照常会转动。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些原本对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深怀信任的群众,因为一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恳求组织和政府帮助解决,但就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磕青了头,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一拖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这些需要帮助的群众,本来对政府、对某个部门或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少意见,结果因为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够了冷落和歧视,甚至是无情的报复与残酷的打击,最后走向了仇视社会的极端。这样的事并不少。而从这个意义讲,没有梁雨润这样的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很不和谐,各种矛盾越聚越多,最后结果是,一些原本简单的事情成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平平常常的矛盾激化成“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严重对立……
因此在我看来,对百姓有真情、处理起事情来又有方式方法、能干实事、能办好事的梁雨润,我们太需要他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期望梁雨润式的干部越来越多……
后记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到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主抓群众接访工作,经他之手处理的民事案件和化解的难题数以千计,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央、省里挂名的“老大难”问题。由于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不能一一记述。但在采访日子里,所到之处,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梁雨润同志在百姓中的威望之高,令我常常敬佩与感动不已。
北京。10月10日,就在笔者正与梁雨润交谈时,突然有人急慌慌地前来向他报告:几个山西籍的人在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的门口闹事,谁也劝不动。“那我去一下。”梁雨润连与我打个招呼都顾不及,起身便走。
一个多小时后,他汗水淋淋地回来了。“对不起啊……”梁雨润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向我抱歉道,“刚才把几个上访群众送上回太原的火车了,耽误你时间了。”一直为突然冒出来的事绷紧神经的我顿时轻松地笑了:“你到底有什么招儿呀?公安警察和别人都治不了的事,你一去就这么顺当地解决了?”梁雨润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我跟群众谈得拢。”“怎么才能谈得拢?”“当然首先你得跟他们有共同语言,讲话还得有技巧,他们能听得进去,觉得你没有架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而且要公正、公平地看待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意见,并敢于作出判断,承担责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绝对不能用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又什么责任都不敢负的态度对待群众……”梁雨润说得很随便,但我听后细细品味却极感深刻。于是也有了下面笔者和他的几段对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干部恰恰就是做不到你说的这几点。”我说。“主要是感情问题。看他对老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百姓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没有了对百姓的基本感情,你就不会感觉别人的事有那么重要、那么紧迫,所以你也就不会去认真负责地处理。”梁雨润说,当他每次看到有老百姓来找他,尤其是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跪下双腿来求自己时,就会揪心。
“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家庭几十年,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三长两短?就算今天你有权有势,你也保证不了一生都顺畅,何况你有后代、你有亲朋好友,他们也不出一点问题?想想这些,我们就会对那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心态好一点,工作勤奋一点,或者态度好一点,把事做得细一点,本来可能很激烈的矛盾就化解了,再难的事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了……
“当公务员的不办真事,当干部的不为群众着想,怕麻烦,怕惹事,这是我们现行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导致一些地方的社会不和谐、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梁雨润深有体会地说,有些事,你早发现、早处理了,就什么矛盾和冲突也没有了。你拖着不办、不处理,麻木不仁,甚至说些难听的话,做过伤人感情的事,群众情绪不对立才怪!小问题就一下变成了大问题,局部问题一下变成了全局问题;个人的事、单位的事,一下可能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大事了!“所以和谐问题,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公务员的执政理念、勤政能力以及他们的素质与水平。当然不是说老百姓本身就没有一点问题,但群众与执政者产生矛盾和分歧时,执政者是主要因素,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
我经常对一些官员说,你们少请客一次、少外出旅游一次、少到国外跑一次,省下的钱就能解决一个甚至好几个群众的困难了。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遇到需要为群众解决一些经济困难时,就说没钱、没钱。应该承认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有些地方财政不算宽裕。可是我们真的就一点能力也没有吗?不是的。我举个例:山西有个地区,有个上访群众就是为了15000元的事,与政府闹了好几年,当地干部为这个人光到北京一次次接他回去花的钱就有15万之多!如果那里的干部和领导会算一笔账的话,这个群众的问题不早解决了嘛!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并不算这样的账,他们只算给群众解决困难时要花多少钱是如何如何的‘没办法’,可从来不说为应付和处理这些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全国各地一年光为应付和处理群众上访事件所花费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数额惊人!
“都是国家的钱,人民的钱,纳税人的钱!我们应当学会心疼我们靠汗水和辛劳换来的财富,不然国家再强大,早晚也会吃穷吃空的!而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原本几千元、万把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还没法解决!“建立社会和谐,司法公正、公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在一些群众有意见,闹事,就是因为司法不那么公正、公开,人情案居多。一些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要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首先要解决司法本身的问题,这是关键。“最后我想对普通百姓说一句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时期,进入转型的历史关头,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随之也不断突现。追求社会和谐,过上富足、祥和、快乐的幸福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人意之处,我们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应当以健康的心态,正确面对可能出现在你身上的问题和矛盾,学会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尤其要体谅政府和国家的难处。考虑问题和处事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人与人相处时,更应发扬谦和、谦让的中国传统美德,即便理都在你这一边,也要做到得理让三分。这样,我们13亿人才能真正做到和谐共处。”身体力行的梁雨润,思考比笔者写《根本利益》时更加成熟和深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曾经感动中国的人物,今天更能感动你我他……
在《为了弱者的尊严》一书收笔时,正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有幸聆听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他倡导“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号召作家“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去创作,以及“进步文艺,刻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等话语,长久地回响在耳边。当代的进步文艺为了什么?我们作家的创作应该走什么方向?这些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给我们作了深刻的阐明。备受鼓舞之际我有一种欣慰:回顾近十年来所走过的文学创作历程,我自我检查,感觉基本在朝这一目标实践,并且没有停止过。十年来,我创作了十几部作品,近三百万字,虽然觉得很累,而且经常有朋友劝我别那么累了。确实很累——作为非专业作家,作为负责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再腾出时间写作本身就已经是件很累的事,问题是还必须使作品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注定是更难的事。但我一直没有听进朋友们的劝告,原因很简单,单位的工作责任是不可推托的,写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更加不能放弃。尤其是在已经相对越来越熟练的创作实践之后,感觉要写和可以写的或者别人压来的任务太多了……绝不是贪婪,绝不是随意,更绝不是想进入“工业化”的写作状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写,别人追在你后面等着你去写。有人认为,一个人写作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吃老本了,小说家和诗人可能是这样,但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除非你的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没有了。
一个充满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能在你生命允许的每一分钟内停止关注社会、停止写作生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给予了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财富和生命的不懈推动力。你可以耗尽精力,你可以缩短寿命,但你不能不满怀激情地一次次投入火热的生活,采撷鲜活的素材,进行紧张的创作——像战士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一样。我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减弱这种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激昂情怀,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的许多宝贵东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写梁雨润即是一例。我历来主张,报告文学必然具有“报告”的对象与“报告”的效果。
一部报告文学,我们检验它优秀与否,如果不考量读者和社会及市场对它的反馈,就将失去这一文体本身的意义。没有读者和没有影响面的作品,首先就已失去了报告文学应有的文本功效,获再多的奖也没有任何用。同样道理,不能一版又一版地发行、被一批批读者长久阅读的作品,也不可能称得上是优秀的报告文学,更无须去谈论它的“文学性”了。在各种媒介大膨胀、大发展的今天,报告文学越来越被近似的文本样式(如电视中新闻和“纪实”类的东西)所挤压,报告文学的创作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形势与发展态势。报告文学又因它独特的新闻材料所构成的基本内容,常常容易被电视与报纸的新闻所赶超和克隆,很自然地被公众淡化与漠视。
如果加上创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报告文学毫无疑问将面临“死亡”的境地。为了这一文类的不“死亡”并能重新散发独特魅力,我们只有靠比从事任何文学类别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们付出更多的劳动与高超的智慧去实现。我们不可能有那些具备越来越完备的现代化手段的新闻记者们的强势条件,也不可能有小说家和诗人们那样悠闲潇洒的生活方式,报告文学作家是冲锋的战士,是驰骋的骑士,是生命驿站上的赶路人!
我们永远疲劳,我们永远激情,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才可能永远保持其文体的存在价值与创作这一文体的意义!
这是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要求和文体自身所决定的。今天的人民依然非常愿意看优秀的报告文学,非常喜欢看那些与他们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因此而继续狂热地热爱报告文学,并愿意写更多梁雨润式的人物,写伟大时代出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重要事件。我热爱报告文学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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