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督徒（2 / 2）

以上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然而，尽管在关于他的文献中一部分文献有些奇怪的变动，但是在其中我们仍然足以发现它们。（如果“口头传统”的说法是真的话，那么约翰教皇就接见过第一个犹太使团，并问候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而这句话是《创世记》中的约瑟，在埃及与自己的兄弟们相认时所说的话。现在有报道说，这句话在他当选教皇、接见红衣主教们时也被他说过。我担心这个故事可能更加似是而非，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在前一件事中的确是非常伟大的，而在后一件事中也同样非常好。

）所有这些故事都表明，他身上具有一种彻底的独立性，它来自对世事的真正超然，来自摆脱成见和习惯的伟大自由。这种自由通常会带来一种近乎伏尔泰式的智慧，一种令人惊讶的扭转局面的机敏。因此，他在反对在他每天散步时关闭梵蒂冈花园（据说关闭花园是因为以他的身份，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

）时，问道：“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同样一种机智的精神气质——法语中称之为“esprit”（灵气

）——在另一个未发表过的故事中也得到了证实。当他还是法国的罗马教廷大使时，在一次外交使团宴会上，有一位绅士想令他难堪，于是便在餐桌上给每个人分发一张裸体女人照片。龙卡利看了一眼这张照片，便把它交还给这位绅士，并且说：“这位是您的夫人吧，我猜。”

他年轻时曾非常喜欢讲话，喜欢逗留在厨房中并讨论各种事物。后来他批评自己“天性倾向于像所罗门王那样下断语”，去教诲“汤姆、迪克和哈瑞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并且爱管闲事，“无论是报纸上的、主教们的事情，还是每日的话题”。他还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认为遭到了不公正攻击的东西，以及我觉得值得拥护的事物”。无论他是否曾克制住这些品性，他肯定从来没有丧失过它们，它们一直在他身上伸展，直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受到“折磨”和“羞辱”的时期（他认为这对于他灵魂的圣化非常必要

）之后，他突然就抵达了天主教教阶的最高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上级的声音告诉他“上帝的意志”。在《灵魂之旅》中他写道，他明白他已经“接受了这项服役：对主的意志的纯粹顺从。这项服役通过红衣主教团的声音传达给我”；也就是说，他从来就不认为是红衣主教们选举了他，而永远是“天主选取了我”。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又因为他对自己当选的纯粹偶然性的意识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正是由于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解，他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些话，它们不是在宣称某种教条式的普遍性，而只是向他自己指出：“基督的代理人知道基督要求他什么。”《灵魂之旅》的编者、约翰教皇的前任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Loris  Capovilla）经理，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提到了一些肯定会让许多人恼怒和困惑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的谦卑，以及他在人们面前对自身价值的清醒意识——它是如此之清醒，以至于它让人感到不安。”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这种摆脱了顾虑和担忧的彻底的自由，就是他谦卑（humility）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够自由，是因为他能毫无保留（无论是心理或情感的保留

）地说：“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在《灵魂之旅》中，我们很难在一层层的虔敬言辞（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陈腐，但对他并非如此）之下，发现那主导他生命的基本音调（chord）。我们甚至很难期待在其中看到他得自此种音调的笑的智慧。不过，当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教皇这一职位所带来的新的沉重责任，是如何在最开始时使他焦虑甚至彻夜难眠，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对自己说：“吉奥瓦尼，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肃！”此后他便睡得安稳了——这些如果不是在宣扬谦卑，那还会是什么呢？

然而，没有人会相信，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他在和囚犯或“罪人”们在一起时也仍然感到快乐，更不用说和他花园里的工人、厨房里的修女（肯尼迪夫人及其女儿，以及女婿赫鲁晓夫

）相处了。毋宁说，是他强大的自信使他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去。因此，他到监狱里向那些盗贼和杀人犯说话时，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和兄弟”；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他告诉他们，他在童年时是如何偷了一个苹果而没有被抓住，以及他的一个兄弟是如何未经许可就去偷猎并被人逮住的事。当人们带他到“关押无可救药的罪犯的单人牢房”时，他“以最威严的声音命令道：‘打开门。不要将他们和我隔开。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的确，所有这些话都是牢固而经久的基督教教义，但它们在很长的时期里仅仅只是理论罢了。即使是《新事物》（Rerum  Novarum）——这一由“劳动人民的伟大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出的通谕，也没有阻止梵蒂冈教会向工人们支付饥饿工资。约翰这位新教皇可以和任何人谈话，这一让人不安的习惯几乎立即招来了对他的诽谤。按阿尔登·哈奇（Alden  Hatch）的描述，他曾问过一位工人：“你的情况如何？”这位工人回答：“很糟很糟，教皇陛下。”然后他便告诉教皇他的薪水是多少，他需要养活几口人。“我们一定会为此做些事的。在你我之间，我并不是你的陛下，我是教皇。”而这句话意味着：忘掉所有的头衔，我是这里的首脑，我可以改变事情。后来，有人告知这项新的花费只能用慈善救济款来支付时，他仍然保持泰然自若：“那么，我们就从中拿一些出来吧。因为……正义（justice）要优先于慈善（charity）。”这些故事之所以让人感到痛快，是因为它们都拒绝屈从于那种普遍的想法，即“连教皇每天所说的话都应该保持神秘和敬畏”，这种想法在约翰教皇看来明显与“耶稣的榜样”相矛盾。而的确令人感动的是，在那次引起高度争议的对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接见结束时，教皇作出了一次非常符合耶稣的“榜样”的发言：“现在，既然你们允许，是该祝福你们的时候了。一些祝福根本不会伤害你们。请接受它们，如它们被赠与时那样。”

他身上这种对信仰的忠诚，从来没有被怀疑所困扰、被经历所动摇，也从来没有被狂热所歪曲——“这种狂热，即使是天真的狂热，也永远是有害的”。当这种忠诚体现在行动和活生生的言辞中时，它是极好的，而当它变成印在纸上的僵死的文字时，就有些苍白和乏力了。这一点甚至适用于附在书后的那少数文件，唯一的例外是《致“龙卡利家族”的精神遗嘱》这封信。在这份文件中，他向他的兄弟们、兄弟的孩子及外孙们解释了他为何到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拒绝“把他们从可贵和安心的贫困”中提升出来，尽管他曾“经常帮助他们，就像一个穷人帮助其他穷人”一样。他还解释了为何“任何东西——地位、金钱或好感——我从未要求过这些，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我的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既然生来一无所有……我也为我死时一无所有而感到特别幸福。我已将我手中所有的东西散发完毕，尽管它们非常之少，但它们是我当神甫和主教时获得的全部物品”。在这些段落中包含着一种轻微的道歉的音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于贫困。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了困扰着他们的不断的“忧虑和痛苦”，这些忧苦“并非朝向好的目标，而毋宁说对他们有危害”。这大概是很少几个能让我们至少猜测出，何种经验让他觉得有必要放弃的例子之一了。正如我们更容易猜到的那样，这位穷男孩有着强烈的自尊，他整个一生都强调他从来不会去讨任何人的欢心，他为自己下面的想法而感到心安：他所获得的一切（“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呢？从我成为一名神学学生起，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是慈善捐赠的衣服。”）

都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他的贫穷对他来说乃是他天职的一个明证：“我生在和基督一样的家庭里——还有比这更让我渴望的事吗？”

现代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代人，就他们并非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乃是假装知道人不可能知道的事的人——而言，都曾受教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的无数追随者，无论是在存在主义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发现宗教和神学问题是“让人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他们将感到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人，在他非常年轻时就已“宣誓”：不仅要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也要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无论约翰二十三世是什么、是谁，他都既不有趣，也不才华横溢。这种区别来自下面的事实：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学生，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他身上不带有任何一点文人或学者气。（除了爱读报纸之外，他看来几乎不读非宗教著作。

）如果一位小男孩像阿辽沙那样对自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你若愿意做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怎能只给两个卢布而不是我的整个财产，去参加清晨的弥撒，而不是‘跟从他’？”假如他长大后仍然坚持年少时“做完人”的抱负，不断地问自己“你取得了任何进步吗？”，同时为自己订下时间表，小心地留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这期间温和地对待自己，谨慎地不去承诺太多，将自己的过失视为“一时之误”，并且从不绝望——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太可能特别“让人感兴趣”。一个通向“完人”的时间表，丝毫不能替代一个故事。这是因为，对一个故事而言，如果其中没有任何“诱惑和失败”，没有“致命的或可宽恕的罪过”，那它还有什么可讲的？因此，即使《灵魂之旅》中包含着理智上的发展的某些例证，它的作者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为准备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而重读了它。当他不再把新教徒视为“教会之外的可怜的不幸者”，并且确信“所有人，无论受洗还是未受洗的，都有权归于耶稣”之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多么奇特：他从“心灵深处”感受到自己对“教会的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热爱”，而这导致了（正如阿尔登·哈奇所言

）“弥撒常典（Canon  of  the  Mass）千年来的第一次改变”，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立即投入到“去修正、改革以及……在一切方面进行提升的努力中”，并相信他所提出的大公会议“肯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主显节”。

毫无疑问，正是“精神的贫困”在保护他，使他“避免焦虑和厌倦的混乱情绪”，并给予他一种“大胆的单纯力量”。在“精神的贫困”中也包含着对如下问题的解答：当教会需要的是一位懒散而顺从的人时，这位最大胆的人怎么会当选教皇的。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渴望，这一渴望在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的《效法基督》一书（这是约翰教皇最喜爱的书

）中得到了说明：“变得无名且卑微。”这句话早在1903年就已经被他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由于他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有点呆，他不是单纯而是头脑简单。那些几十年都看到他确实“从未感受到不服从的诱惑”的人，不太可能理解他那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事实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判断，他服从的不是上级的意志，而只是上帝的意志。他的信仰是：“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确实“从本质上说是全然福音书的”；同样确实的是，它“要求并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且启发着许多人”。正是同样的信念，启发他临终前写下那句他最伟大的话：“每一天都宜于诞生，每一天都宜于死亡。”（“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be  born，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