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每一片绿叶（1 / 2）

每当春夏之际，我常常仔细观察那些躯干粗壮、枝叶扶疏的阔叶树。我发现，从同一棵树上，很难找出两片绝对相同的绿叶。

我常想，只要是绿叶，不管大的、小的，形状标准的、形状不规范的，包括被蛀出了瘢眼的，它们都在完成着光合作用，滋养着树。

望着树冠上的万千绿叶，一股柔情从我心头漾起。我爱每一片绿叶。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打这说起吧上学期期终，我们教研组评选优秀教师，一共16个人，按比例可以评出5名优秀教师；发言踊跃，不多一会儿，就提出来9个候选人。

我是教研组组长，评选会由我主持。评议热闹过去了，会场稍显雅静。我用圆珠笔点了点记下的提名，忽然感觉仿佛有点什么欠缺，于是抬头环顾了一下会场啊，为什么没有人提魏锦星的名呢

魏锦星这时正坐在角落里，他和我同岁，今年42了，长挑个儿，永远是个平头，皮肤称得上黝黑，眼窝明显塌陷，高颧骨，厚嘴唇，一眼能看出是个南方人。此刻他两肘支在桌上，双手十指交叉，可以清晰地听见他扳动指关节的声响。

我心里动了动。魏锦星任教20年。数学教得呱呱叫，这两年他教的那两个班，期终考试始终名列全年级一二名，还在中学数学教学资料刊上发表了两篇教学经验，把他漏掉可不应该。

“还有没有补充的”我直朝魏锦星坐的那个位置看，启发着大家。

组里年龄最大的吴老师，仿佛有点犹豫地开口说“我看锦星不错”他举出了几条理由，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

但是，他发完言，除我而外，却并没有什么人呼应。我想再发动一下，坐在我身旁的圆鼻头小余碰碰我胳膊肘说“抓紧点吧大伙还都有一摊子事呢”

我就宣布散会。魏锦星头一个走出教研组，他抱着一大摞作业本，低着头，神色很不自然。看见他这样，我心里挺不是味儿。

人走得差不多了。我问平时跟我无话不谈的小余“你们干吗都不提魏锦星呢”

小余耸耸肩膀说“他怪物”

魏锦星的确怪。

记得我们是同一年分配到松竹街中学来的，当时学校总务处有规定，我们单身教师一律两个人一间宿舍，可是魏锦星一到学校便向领导提出要求“我要一个人住，房间可以比他们小一半。”

总务主任一听就火了“什么要搞特殊化没门儿”倒是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有肚量，她说“咱们不是有间8平方米的小屋吗就让他住吧，只要他努力工作，把课教好就行啊。”

于是魏锦星住进了那间小屋。

当时，我们十多个从各地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都住校，晚上，为备课的事也罢，为闲聊一阵也罢，不免要串串宿舍。

有天晚上，我去敲他的门。他慢悠悠地在里面说“请进。”

我进去了。他桌上摊着书、本、数据，显然正在备课。说来也怪，他的屋子那么小，而我环顾之后，却有一种空旷的感觉。他屋里除了小床、书桌、书架和一个脸盆架外，只有一张直径不超过一尺的铁腿小圆凳，他就坐在那小圆凳上备课。其实，学校里多的是学生坐的靠背椅，他屋里却一把也不准备。

魏锦星见我进了屋，便站起来，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想和他聊聊，找不到小椅子，便去坐他的床，他扽了我袖口一下，指指小圆凳说“这儿坐吧”我不由得坐到了小圆凳上，这才仔细看了看他的床，啊，盖着雪白的罩单，不但一尘不染，而且平平整整，连一丝皱褶也找不出来。

奇怪的是，他自己也并不去坐床，而是在我面前以稍息姿态站着，双手背到身后，面上挂着客气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我提出什么问题，打算耐心地回答我。

我谈兴全无，便把备课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呢，俯身到书桌上，操起笔为我在纸上边画边讲。我得承认，他讲得很认真、很细心，对我确有启发，但是，讲完了这个，他便直起身来，又无话了。我当然只好告辞。

一个月以后，再没有人去敲他的门，因为大家都遭到了和我差不多的“礼遇”。小余揶揄地说，真该在他的小屋门口贴上副对子“游人止步”、“闲人免进”；横批“怪人居”

魏锦星在教学上显然比我们教得更好一些，像吴老师那样的老教师听完他的课，经常当着我们的面频频赞扬；学生也反映他讲课清晰易懂，“没有一句废话”。他一样给学生补课，一样找学生谈话，只不过绝不把学生带回宿舍，他安排的地点不是教室就是教研组。到了夏天，有时干脆就在操场边、树荫下。

魏锦星那小小的宿舍渐渐显得神秘起来。不久就传出了一个秘闻，说他那书桌有三个抽屉，其中一个抽屉说空也空，说不空也不空，总之非常非常奇怪那抽屉底上，搁着一张同底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的大头这秘闻发源于小余，小余自说是有一天晚上备课，因为实在得用一本习题集，而这习题集只有魏锦星才有，所以不得不去敲魏锦星的门。魏锦星爽快地把习题集借给小余以后，便提上暖瓶，准备去打开水，他侧身让小余出了门，待了一会儿，这才朝锅炉房而去；小余回到自家宿舍，还没坐下，就发现钢笔不见了，他想也许是落在了魏锦星桌上，便跑去找；魏锦星打开水还没有回来，小余在桌上没找见钢笔，便顺手拉开抽屉找了一遍当然，钢笔最后是在小余自己的书桌下面找到的，不过，魏锦星抽屉底上的大照片的事儿，从此也便暗暗地传布开了。

“真想不到，魏锦星倒走到咱们头里去了”小余这样议论过，甚至注意过邮递员搁到传达室的信件有没有用娟秀的字体写出“魏锦星亲启”字样的来信但是，小余的这种多余的好奇心，慢慢地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因为，我们住单身宿舍的其他同伴们先后都结了婚，搬出校外成了家。小余也有了女朋友，而魏锦星却依然是一个人住在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中。

岁月，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的铃声匆匆消逝，“魏锦星是一个怪人”的判断，随着每日粉笔灰的扬起与飘落，在我们的心目中巩固下来。不过，在工作上魏锦星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说的特殊情况。

然而，除了每日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就是所谓政治生活。渐渐地，政治生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位置也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学工作似乎并不能算是革命，我们如果要革命的话，必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政治性会议、听别人发言、自己发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揭发别人、检查自己、搜索5、保住自己在95中的位置渐渐地，魏锦星的日子便突出地难过起来。

记得那是在1964年夏天。正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搞得热闹的时候，教师团支部搞起了整风活动。我和魏锦星那年都已经28岁，参加完整风也就该办退团手续了；过罗筛般的整风整到魏锦星头上时，小余那时候他正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充满了在一切一切方面推进革命化的狂热放了头一炮，这一炮不但把魏锦星打得面色惨白，而且，也使全场为之一惊

“魏锦星同志的精神状态与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请他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自己的阴暗心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魏锦星身上，记得那天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把破旧的沙发椅中，蜷缩着身子，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笨拙地辩解说“我没有什么不革命的心理啊；当然，我有缺点可是，不阴暗”

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解释。小余的那一炮明明武断之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缓和气氛，就是我自己，也在几位同志发言附和小余之后，沉不住气地表态说“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实现革命化，堵塞一切通向修正主义的管道；希望魏锦星同志在八小时工作之外，不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当时会场上一派严肃气氛，仿佛中国之是否能够防止变修，全系于魏锦星能否改变他的脾性。

这次整风很有成效，有的同志被整掉了说话喜欢艺术夸张，富于幽默感的习性这种习性被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在“革命化”压力下戒掉了围棋，卖掉了吉他，收敛了哼唱铡美案的歌喉被表扬为“交出了思想领域中的自留地”；我也被整得生怕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沾边，努力鞭策自己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仍有着各自的某些非规范性的特点，但都自觉地将这种特点压缩，藏掖到最高限度。只有两个人变化不大，一个是小余，因为他的偏激和好斗似乎堪称规范，所以毋庸有所变化；另一个便是魏锦星，他背负着冷眼与误解，依然是那样勤恳地工作，依然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1966年夏天到了。突然大家都掉进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炽热旋涡，连小余也未能例外。一时间校园里处处贴着“小将”们用最极端化的措辞写成的大字报，不仅是贴在墙上、门上、讲台上、黑板上，甚至还贴在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座椅上乃至于脊背上。

一开始，魏锦星当然绝非是横扫的重点，但是，也不知应当解释为偶然还是必然，他很快地被卷到了旋涡中心。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在大操场上批斗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戴高帽子、挂黑牌不算，还要当众剃什么“阴阳头”。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以备随时从中揪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押上台去陪斗，因此，个个忐忑不安，在烈日的炙烤下，热汗和冷汗浃背交流。小余低头坐在我身旁，连嘴唇都吓白了，显然，他比我们更加痛苦，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一样被扫到了“右”的行列。

事情来得很突然。正当几个“小将”要给周大姐剃“阴阳头”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的教师席，低头朝会场外走去，于是，被身着绿军服、臂戴红袖章、手持宽皮带、绿军帽下耸出两把“刷子”的“女兵”喝住了

“干什么去”

“我恶心。”

“滚回去革命不怕死，恶心也得参加斗争”

“我恶心。”

“你早不恶心晚不恶心，这会儿恶心是什么意思”

“我恶心。”

“要革命的滚回去不革命的小心狗头”

“我恶心。”

“你到底是什么阴暗心理你说，周溪清是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她算什么派我弄不懂。我就知道她是人，是个好人”

“他妈的保皇派，反动透顶”“女兵”挥起皮带，铜头打到魏锦星脑壳上，发出一声惊动全操场的脆响。我们还来不及从新的惶悚中清醒过来，魏锦星已经被揪到了台上，满脸血污，让人扭住随周大姐一同剪了“阴阳头”成为陪斗的头一名

当然，他的宿舍立即遭到了查抄，没有抄出其他任何罪证，只抄出来那张大照片，于是，那张大照片很快便被粘到了大字报上，予以“示众”。我在那时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是个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青春焕发的、爽朗地笑着的姑娘。

根据一种“必然”的逻辑，魏锦星被“群众专政小组”挂上了“大流氓、坏分子”的牌子，关进了地下室。

两天以后，“群众专政小组”把魏锦星押出来劳改，给了他一把大笤帚，让他去打扫操场上的公共厕所。

那一天，我作为“走资派重用的红人”，也被派到操场劳改，任务是蹲在操场边上拔草。正当我几乎被暑气弄得晕过去的关口，忽然，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嗥那声音是我平生从未听见过的，今后也绝不忍再听。我想，倘若把一个人的扔进油锅，也未必会发出那种惨叫。只有当一个人的灵魂被掷进油锅时，才会有那般的狂啸

我抬头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啊，原来是魏锦星。他发现了粘在大字报上“示众”的大照片，像头狮子般地扑了过去当然，他立即被身边的押解者扭住了，于是，两个人扭作一团，不用说，很快就有另外几个“群众专政小组”组员去支持战友，于是，两分钟以后，魏锦星便被踢打着又带回了地下室。

太阳静静地照耀着白晃晃的操场。我受了这个场面的刺激，眼前似乎旋转着一个灼目的万花筒，终于仰面晕倒在操场上

众所周知，后来学校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而居然出现的事情。我只想告诉你，有一天，那是在包括我和魏锦星在内的大多数教师终于被进驻的工宣队解放以后，小余忽然很激动地跑来对我说“嘿，你说顽固不顽固魏锦星的抽屉里，又有张大照片了，还是原来的模样肯定是他用旧底片新放大的”这回，小余没说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