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自白（2 / 2）

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何用仔细分析，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他当然非叛即特。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政治课“放毒”以及“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将”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有几天的劳改项目是掏粪、挑粪。冯尔定是个五十岁的胖子，一身囊肉，他挑着木头粪桶的那副喘吁吁的模样，真赛得过基督受难图。但是他是队长，焉敢懈怠每回他总是掏个满桶，咬着牙，脚下绊蒜地煎熬着挑往晒粪池。不过冯尔定很会收买人心，就是别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除非明显偷懒，停止干活，他才四外望望，提醒你“干吧干吧”。这么干了两天，晚上回到我们住的破房子里，众牛鬼蛇神不免对他有了恭维感激之词。冯尔定听着这些谀辞，盘腿坐在炕上抽着大粗叶子烟，面上居然颇有得色。我能生动地回忆起他呼出的烟雾灌进我鼻子里的那股辣味，这种辣味使我对他非常仇恨，因为他虽然白天难受，晚上内心里却能取得一种慰藉。我当时内心里却缺少这样一种慰藉。不知为什么，我的罪名相比而言比众牛鬼蛇神都轻，而我在牛棚中的处境却比他们都惨惨就惨在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交谈。

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照例要开个认罪会，这时候“小将”们纷纷来听，偶尔也能拉来几个贫下中农代表。认罪会的开法是每个“牛”先自述罪状，然后大家评论认罪态度是否合格；这两天里冯尔定的认罪词不过还是那么一套，但大家竟纷纷说他老实、诚恳，我望着他那副垂下眼睑的模样，心里只骂他奸猾，但是我也不愿戳穿他的伎俩，因为倘若第二天“小将”真来检查每个粪桶装粪的情况，对我也并无好处。“小将”逼我对冯尔定的认罪发言表态，我一本正经地说“冯尔定的发言我认为不够老实，辜负了小将们对他的信任”但是我的发言还不足以使“小将”们撤掉他的队长职务。

第三天，把冯尔定拉下马的机会竟从天而降一阵风，把一角破报纸吹到了他的粪桶中，我素来眼尖，立即看出那角报纸有好大一幅领袖头像；当时我和他正并排撂下粪桶，在运粪的中途歇肩。恰巧两个“小将”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先咳嗽了一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后便一个劲地给他们使眼色，两个“小将”先是莫名其妙，紧接着便循着我的眼色去看冯尔定的粪桶，他们立即便看出了那“现行反革命”的罪行，于是便喝问起冯尔定来，冯尔定一开头怎么也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虽然无意顶撞，也不免反问了若干句话最后他终于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再解释说“实在是没注意肯定是刚才一阵风吹进来的”两个“小将”自然转而问我，究竟是不是一阵风吹进去的，我赌咒发誓地说“没看见风有那么大的本事”“小将”们便不再细细盘问，立即把冯尔定扭送到了场院，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站上前去，声嘶力竭地揭发他平时就有用带领袖像的报纸卷叶子烟的罪行，同时用推测的语气说“那准是他兜里掏出来，故意扔进去的”

冯尔定这下垮了台，当晚“小将”们宣布了我任队长职务，我心中充满了狂喜与满足。奇怪，对冯尔定的坠落，我竟比对陈茂生和许薇玲的沉沦更为解恨。

4

我是个员。这个事实今天想来连我自己也哑然失笑。我是反右斗争胜利结束时入党的。有时候会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并且同时会将陈茂生、许薇玲推至“反党”的死角，这的确很值得真正的人仔细研究为什么怎么办反正我也是快死了，我说实话我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非党员强。

一九七〇年，我在整党中恢复了组织生活，并且由于种种因素，成了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不久就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长兼上了革委会的主任。那位工宣队长名叫白春富，是个十足的活宝。我恨他，因为他处处不如我，却反而当了一把手。他原是一九五八年老高中落选的初中毕业生，是那个年月里最让人瞧不起的次等货。他在煤厂当过一段临时工，每天坐在树墩子上劈劈柴，后来总算混进了国营工厂，在厂里是个有名的痞子。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来，他成了造反派头头，派驻工宣队的潮流一到，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当年没能考上的重点中学，坐上了相当于校长的交椅。他内心的那种满足感与报复欲，大概唯有我能最充分地理解。

白春富最爱向全校师生或全校教职工训话。每回上台，老是他在前头走，我在他左右侧跟着。他梳着个油亮的大背头，时值初冬，总爱在小棉袄外头披着个短大衣，一上台他便两肘朝后一摆，两肩随之一耸，于是那短大衣便飞落下来回回总是恰落于我的臂弯之中。每次当这一刹那，我就有一种当场把他打杀的在胸中蠢动，但是他若回头对我一瞥，保管可以看见我脸上挂着一副谦和热情的笑容。

白春富的笑柄很快就凑足了一打。比如，他在宽严大会上威风凛凛地吼道“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六个大字”又比如他深入同学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示范性地进行“谈心”时，会问出这种问题“啊，你哥哥是汽车司机，你们俩是他大还是你大呀”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他亲自领呼口号，“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口号，他总爱拆开了领呼，并且常常撇掉下句，人们犹豫着不敢跟呼，他便吹胡子瞪眼，责问人们是什么感情于是会场上便时时发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这样的齐呼声

我和白春富的明争暗斗很快便白热化了。在这场冲突中，我欣喜地发现，群众的同情与偏向往往都落到我这一方。我既然无法从政治上与白春富抗衡他是无产阶级，我毕竟得算接受再教育的一员，便千方百计从生活问题上入手去将他的军。

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我得知白春富跑到一位单身女教师宿舍中“做思想工作”，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宿舍的窗外，蹲下来偷听他们在屋内的谈话；寒气冻得我耳朵发麻、双腿变僵，但是我却充满了狂喜因为我听到了他们在打情骂俏；我利用工宣队内部矛盾，找来了同白春富对立的两个队员，一齐闯进了那间宿舍，惊开了手拉手正待入港的一对宝贝。嘿，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倒台后，我得以当上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这场“路线斗争”的功绩是一大缘由。

我的生活和事业如果我有事业的话都变得顺利起来。但是我仍然时时苦闷、仇恨、愤慨。因为世界上竟还有那么多比我强的人和事。我不放过任何把别人成功和幸福毁掉的机会。举一个小例子前面提到的那个许薇玲，历经沧桑，仍然活着，还是教她的语文；她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我的对手了，很难刺激起我的反应；但是去年元旦前我在她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册挂历，大约是她的什么熟人送给她的，印制得很精美，每月都是一幅名画家的佳作；这就足以使我生出宋太祖灭南唐之意，我来回翻着，嘴里啧啧赞好，手指头狠命搓折；许薇玲一再地说“你轻点，别给我弄坏了。”我却偏当没听见这话，到头来我还是给那挂历留下了几个黑指纹印，心里才舒坦一点。当我现在浑身的淋巴结里都流窜着癌细胞时，我才敢于坦白出这样的内心隐秘。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什么理论能对我加以科学解释

记得我头一回来医院门诊，检查完我的肝功能时，意外地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了一个人。她顺下眼皮，打算从我身边一声不响地走过，我却大声把她叫住了“隋逸文老师”她只好停步，脸上浮出一个浅浅的笑容“啊，王思衍老师，您也来看病”我望着她，许多年前在她家中的那一幕回到了我的心中，我细细地把她打量，发现她明显地出老了，眼角挂纹，腮帮微垂，非常憔悴。我在这样一个失去了魅力和竞争力的女人面前，熄灭了一切欲念，我陪她坐在候诊室等待叫号，温和地询问她的近况，为她那尖下颏的丈夫不幸去世而深深地叹息，完了还帮她排队划价、付款、取药、送她到车站上车；她同我分手时，眼里竟恢复了活泼的光泽，在一句话上竟至还笑出了声来我顺着修剪得颇为美观的林荫道往家走，听着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和汽车的笛音，不知为什么涌出了一股子忏悔的感情但是当我迈进家门，当老婆向我絮絮地报道各色消息，提及“当年给你们打成右派的那个陈茂生，听说已经平反改正，又回北京了”我那医院邂逅中形成的情绪顿时便烟消云散，我想到陈茂生不管受了怎样的折磨，毕竟永远会比我小一岁，而且他聪明过人的特点肯定并未消失，我的胸膈便膨胀起来，借口老婆炸出的肉酱太咸，我大大地发了一通火

我啊我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5

我所嫉恨并且拉下来、打下去的人，他们又都钻出来、站上去了。而我所新嫉恨的人，却拉不下来也打不下去。去年区教育局派来个赵醒，他当校长，我算保留了个第二副校长的职务。赵醒原是某重点中学的副校长，老资格，又是个内行，生活作风上也无懈可击，我对他只有退避三舍。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我毫不客气地同他斗法。学校里有个青年教师小聂，提出来要报考科学院的研究生，他支持，我就反对。不要相信我公开说出的理由，我反对是因为我怕小聂真的考上了，那他不是就比我更高级了吗已经高级并远离我而存在的我可以不管，在我身边的想要拔尖，那我非掐尖不可，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但是上面有精神，这类事不能阻挠。那小聂不但报了名，而且在初选中入了线。有一天，赵醒去区里开会，传达室送来了科学院的公函，我拿过来一看，是通知小聂按期去进行口试。我略微想了想，便重新用“骑马钉”把信封封好，然后，把那封信塞到了赵醒那张办公桌和墙壁之间的缝隙中，使那信恰巧被夹住而不至掉落地上。赵醒参加的那个会要进行一周，他基本上不来学校，所以学校里的一应大事均由我掌握。果不出我所料，两天后，小聂找我来了，他一脸傻气，两只眼睛闪着最令我不耐的聪慧之光，进得办公室便问我“老王，科学院给我寄的口试通知书来了吗”我故作沉吟地说“我没见着啊。你这事一直是老赵在经手，他接着没有我不知道。”小聂有点沉不住气，一张脸汗津津的惊奇地说“我去问了人家招生办公室，说口试有我，通知书寄给咱们学校了；我也往区里给老赵打了电话，他说他没见着通知，让我问您”我侧过身去，拿起报架子上的报纸，冷冰冰地说“我这儿没见着什么通知。”说完便看报纸，只听一声门响，小聂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渐远，于是我嘘出一口气来，不知为什么，忽然想沏上一杯酽酽的茉莉花茶，细细地坐下品品。

三天后，小聂又找我来了，他说“我又去了招生办，人家让我明天上午去口试，我那三节化学课，您看是不是给调调”我摇着头，正色对他说“那怎儿成没见着正式的通知，我不能准你的假。”他急了，逼近我说“您不信您打个电话去问问，要不，我今天下午就让他们补个通知来，成不成”我做出忙于审阅卫生室送上的一打表格的样子，不耐烦地说“我对任何后门都不感兴趣。”这句并不对题但又隐含着某种深意的话，使小聂顿时变了脸色，他咬咬嘴唇，摔门走了。

第二天小聂旷工半日，我有意到有他的课而改为自习的班上转了转，以诱导式的提问，搜集了不少同学对他教课的意见。

下个星期一，赵醒开完了会，来办公室上班，他一擦桌子，那封通知书就从夹缝中落到了地上，他看后埋怨我怎么不把这信收好并及时转给小聂，我淡淡地说“怕是传达室老头送来时我也不在，学生帮助大扫除时，把放在桌上的信不小心弄到那缝里去了。”赵醒便也不再怀疑。他找到小聂，询问口试情况，据小聂说因心神不定，回答得很不理想。

然而科学院竟还在考虑录取这位小聂。他们招生办来了个人了解情况，赵醒那天恰巧又不在，我主动接待了这位同志，先以平淡的口吻，介绍了小聂思想作风以及教课方面的种种“缺点和不足”，然后又以极恳挚的语气说“如今中学师资奇缺，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们中学只有保证好基础教育的质量，才能发展尖端科学啊”这似是而非却又颇有感染力的话语，竟使那位科学院招生办的女同志为之微微颔首。

据说是经过一番“比较平衡”，小聂终于落选。赵醒告知我这个消息时，不住地为之惋惜，我严肃地对他说“你可不能对他流露出这种情绪，他的教学态度本来就有待改进，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他的教育”赵醒只好点头。当天下班时，恰遇小聂灰溜溜地推车走出校门，望着他的背影，我觉得夕阳是那般的艳丽，晚风是那般的骀荡。

回家的路上，我拐进“翠华楼”要了一份“芙蓉鸡片”，买了二两“白干”，仿佛是在庆贺我的什么喜事似的

6

躺在病床上，望着灰色的天花板，我不禁滋生出这样一些想法自我参加工作以来，多少番政治斗争的风雨冲刷过我啊“反右”、“反右倾”、“四清”，然后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风暴不可谓不烈。其间又有着“横扫一切”、“斗走资派”、“夺权风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双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密密麻麻的互为重叠的斗争阶段，至于嵌于其中的无数次“整团”、“整党”，就更难以数计了。可是斗来斗去，整来整去，斗得对不对、整得该不该的是非姑且不论，却从未真正斗到、整到我内心中的这个“原始冲动”上来。而且冷静一想，在某些斗争阶段上，我的这种“原始冲动”，甚至还得以膨胀，并为我挣得意外的收获。粉碎“”以后，我同一些人一样，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往“流毒”上一推，依然故我，轻松自在。直到现在病入膏肓，我才似乎有点醒悟。有的人病到垂危，愿献身于医学科学事业，立下遗嘱，将自己逝后的身体，送给医院解剖研究；我这肝癌据说属最常见的典型病例，尸体似无多大的解剖研究价值，但我愿留下这份粗陋而特殊的“x光片”，献出自己毫无遮掩的灵魂，供解剖以作研究，只是不知接收者该是哪一个“有关部门”矣。

代邮

望下列同志读完此文后，将反应寄广东人民出版社转我

赵醒陈茂生隋逸文许薇玲冯尔定白春富聂子明

198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