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八)（1 / 2）

卷一:发现了《周易》文本

第三章:《周易》原创文本

第二节:原创《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

《周易》一书产生在什么时间呢？这里说的《周易》，就是指原创的《周易》一书，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组成的《周易》。

先秦史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所反映的繇式《周易》出现的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早期

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里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

我们来看传统上对《周易》产生的说法，最早是《易传》文里出现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帛书《易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里记载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帛书《衷》里有这样的说法：“子曰：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又说:“《易》[之]兴也，于中古乎？作《易》者，其又患忧焉？”

这帛书《衷》文里的说法，后来被移植到传世《系辞》里。

传世《系辞》一文里出现对《周易》产生的说法：“《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而帛书《系辞》与传世《系辞》里都有一样的说法是“伏羲始作八卦。

这《系辞》应是战国末期产生的，到西汉前期又进行了增删。

两汉时期，对《周易》产生的说法又有了新的内容发展。

司马迁已把前人说的“伏羲始作八卦”，纳入到《易》里，称“易八卦”，“八卦”却成了《周易》一书里的东西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误解。而司马迁又明确落实《周易》是西伯（即文王)拘羑里推演出来的。这就是把《周易》落实到周文王头上的最早说法了。

《史记日者列传》里以善卜者司马季主之口说的更详细：“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记》里说的“伏羲作八卦”，是抄袭《系辞传》里的说法而已。《史记》里说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同样是在《系辞传》说法基础上的演义化。

《史记》里不但把《周易》（《史记》作者所讲的《周易》，是面对的今本《周易》）一书说是周文王创作的，而且也对《易传》（“十翼”）给于明确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司马迁不但把“八卦”(即《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归到《易》(指《周易》）里，而且把今本《周易》里的六十四卦爻辞归属于周文王的创作，又把《易传》（司马迁时还没有出现的《杂卦》、《序卦》）著作权授予了孔子。由此有三位圣人创作的一部“易经”，被司马迁神话般的造出了。由此三位一体（即“八卦”、“卦爻辞”、“易传”）的一部“易”，成为帝国里的“经”之首。故到班固作《汉书》，就对《易》（指《易经》，即今本《周易》加“十翼”）产生的说法更具体化了。《汉书·艺文志》云：“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可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时历三古。”

自此“人更三圣，时历三古”成为《易》之经典与权威说法，而后来的王朝里大抵遵循汉时的说法。

不过今天人们对《周易》产生的时间问题，有人总结出有十几种说法。但主流话语，还是传统上的说法。

那么，《周易》一书是否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呢？

从考古资料上已知《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个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始创，早在文王之前就产生了，而《周易》一书则在后封建时代里被美化成是文王之作。

本身《周易》一书的进步思想与文王时期也根本不是同一时代背景。即使西周的武王与周公时期，王朝里已然充满着浓重的天命与迷信思想。从“西周书”里记载，那时还是运用龟占卜问吉凶，若是殷周之际或是周初《周易》已产生，但从整个西周时期里，《周易》仿佛被蒸发掉了那样，而没有任何踪迹？为何西周这段时间里对《周易》没有任何记载，“西周文”，《诗》，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铭文上都没有记载有关《周易》之事。而在几百年后，《周易》这部书，犹如石沉大海般的突然浮出水面。即有地上的典籍《左传》这部史书记录了《周易》一书，并最先以卜筮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说明《周易》一书决不可能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因为西周官方里的那些文献并不反映《周易》一书。

那么，首先能否从《诗》与《周易》里如诗的语句及手法对比来看《周易》产生的时间吗？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汇集，其诗歌产生的时间大约从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不同时期的诗歌，又经过不断地吟唱流传，最后到春秋时期汇集成册。

从《诗》里看不到对《周易》一书的反映。那么，只有通过《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与《周易》一书的写作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产生的相关时代背景。

《诗》是诗歌的汇集，“诗”有“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诗》里的诗句虽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诗》里的诗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诗》里的诗歌艺术特色是“赋、比、兴”的运用，这既是《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周易》属于文章体裁，但不难看出《周易》一书里有不少“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一些文章讲究对仗和用韵，句式生动流畅、简明洗炼，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而且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那么，《周易》与《诗》里的诗歌谁是谁的先后继承关系呢？当然是《周易》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从诗歌产生的历史来看，是远远早于《周易》一书的产生。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诗是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中，无疑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历史，就有了诗歌。《诗》里的诗歌虽然产生的较晚，但不等于说诗歌形式出现的晚。文学的源头是原始诗歌。

《周易》一书虽多有诗的表现手法，但《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周易》的体裁是“文”。《周易》一书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而《周易》文章又实属我国论说文的先驱。虽然《周易》是文的体裁，但《周易》一书在写作手法上无疑受到诗歌的影响。《周易》一书里的文章主要运用隐喻、象征的方法来论证事理；而且形同于“诗”的语言与格式，这无疑是受到“诗”的影响。正确地说《周易》一书是“诗性思维”的结晶。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政治道理，而且读出诗歌美韵来。《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有着诗歌的韵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不但有大量的如诗之句，而且还有通篇如诗的体裁与手法的文章有《贲》、《明夷》、《归妹》、《艮》、《渐》等。

《诗经》里有一首诗，其名是《鸿雁》。《诗》里的这首《鸿雁》一诗与《周易》里的《渐》对比来看，两者的写作手法似乎没有区别。两者都用鸿雁起兴，不过《周易》里的《渐》只是用来一个单字“鸿”，而《诗》里的《鸿雁》，则出现的是“鸿”与“雁”合成词。从中国文字发展来看，是从单字发展出词语的一个过程。

《鸿雁》一诗又是创作于何时呢？《诗》里的诗歌分“风”、“雅”、“颂”，《鸿雁》一诗属“小雅”里的诗歌。

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小雅”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因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与动乱。《鸿雁》一诗被当今研究者认为是西周末期产生的，这首诗是乱世流浪者的哀歌。

而《周易·渐》文虽也以“鸿”起兴，但表现的是与《鸿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内涵。《渐》文把一对离人的远征与守望上升到一种爱国情怀来欧歌。《鸿雁》一诗应是西周末期还是春秋前期的时代背景。而从《渐》文的体例用词及思想含义来看，应在《鸿雁》一诗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书的产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

而《诗》里还有一首诗如同《周易·渐》文那样用“鸿”来起兴。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诗经·豳风·九罭》)

《九罭yu》一诗应早于《鸿雁》一诗是肯定的，此诗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

《周易》里的《渐》文是以“鸿”起兴，共分六段以“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起兴。而《诗》里的《九罭》一诗里以“鸿飞遵渚，鸿飞遵陆”来起兴。这“鸿飞遵陆”与“鸿渐于陆”寓意非常接近。从《周易·渐》的用韵来看，更规范于《九罭》一诗。通过《渐》文用“鸿”起兴的手法与《诗》里的《九罭》与《鸿雁》诗歌的对比，推断《周易》一书的产生早不过于西周中期，晚不过于西周后期。

上世纪的易学家李镜池就已对《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与《诗》里的诗歌的体例文法进行比较，以此推及《周易》产生的时代，为“成书於西周晚期”的说法。

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序》里说：“我们现在认爲《周易》的编着，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这是李镜池在早期诸种说法后更改的说法。

其次看能否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吗？

古今《周易》学者也多是从《周易》一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殷周之际发生过的史实，做为推断《周易》产生时间的依据。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却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

传统上认为《周易》里反映“文王与纣之事”的内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归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归妹》里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就联想到《周易》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故《系辞》里就认为“《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帝乙归妹”一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是属于引证。

《周易》里引用“帝乙归妹”，是引用历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经验，以此增强文章的说理性。单就依据《周易》里引用的历史故事，如“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断《周易》产生在这些时期，显然是没有说服力。也就会把《周易》一书里的引用故事，当成《周易》一书时期发生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书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与帝乙还有八代时间），武丁庙号高宗，是盘庚后第三代王。这一历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里的《既济》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种引用若算是证据，以证明《周易》里反映了武丁时期的活动事情，就得出《周易》产生的上限来，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认为这是做文章的一种修辞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运用引用。这《周易》里出现的“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种写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这些历史人物，就认为是《周易》一书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证据。但不否定对历史文献产生时间不明的考证，不排除从其文献书籍中看所引用的历史事件，来推断不明文献所产生的时代，这只是一种考证方法而已。现代易学上一般认为《周易》一书里反映的历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时期，而下限是周初。作为《周易》下限的根据，是以《晋》篇中出现的“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这是被史学家顾颉刚研究认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

确实在《周易》一书里，我们发现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时代信息。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