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3-EP1：釜山行（18）（2 / 2）

伯顿则略带讥讽地说，东亚地区的居民哪怕口头说着自己不在乎出身，依旧会在潜意识中用出身判断一切。姜顺德和他的父母是脱北者，这成为了原罪，以至于为他打官司的律师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梁振万更是曾经被指责通敌。比起正义是否得到伸张，有些人更在乎的是谁的正义得到了伸张、正义在什么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他们逃出了一个用出身决定人生的地方，来到了另一个用出身判断价值的地方。”伯顿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来评判他眼中的东亚地区，“只是历史的循环罢了，永远没有新鲜事物。”

麦克尼尔笑了笑，没说什么。伯顿有他的想法，麦克尼尔则有自己的见解。在中东潜伏多年的伯顿见识到了与美国和欧洲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接触了许多与他原有的思维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都让伯顿的思想变得更灵活。与此同时，一些根深蒂固的印象不可能被轻易铲除，它们更换了生存方式，寄生在脑海中。

但是，麦克尼尔不会去批评伯顿，他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随意地评论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人得出的不同结论。事实便是，那些从事犯罪的难民让所有难民的形象一落千丈，即便是老实地工作的难民也免不了被敌视。他可以不认同对应的观点，但无法否认和拒绝事实。

现在，姜顺德的犯罪拼图只剩下了最后一块。勉强地读完大学的姜顺德回到釜山，在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开始了他的人生彻底脱轨前最后的平静生活。愿意认真干活又从来不在背后胡言乱语的雇员往往值得上级信任，幸福生活似乎正向着他招手，如果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姜顺德的故事或许会在若干年之后作为成功人士的典范被记录在历史中。一个出身贫寒、生活困苦的平民，在经历贵人相助后开启了新的人生并不断地奋斗，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这是相当老套但却被无数人相信的模板。

麦克尼尔至今很难说清毁掉姜顺德的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正义感还是那份源自少年时悲惨人生的共情。他的公司引进了一套新的考核标准，利用电子脑信息来判断厂区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效率。这套有些僵化的考核标准直接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计算机系统会将怠工的雇员直接开除，但有些人仅仅是当天身体状态不好或恰好在卫生间多浪费了一些时间。只有完全义体化的工人才能无视这些因素，而穷困潦倒的平民根本没钱进行那项改造。许多工人染上了肾病，并在病情明显地影响了工作效率后自然而然地被开除了。愤怒的雇员和家属们决定控告这家企业，被派去处理问题的恰恰是当时成为了职业经理人的姜顺德。

如果米拉窃取的情报正确，姜顺德在提供给上级的报告中完全倒向了那些雇员。

“他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过去。”麦克尼尔喟然长叹，“然而，他没有那样的运气和本事。”

姜顺德不仅被开除了，而且被扣上了窃取公司商业机密的罪名。起诉无疾而终，策划阴谋的始作俑者也许本来就没打算认真地对付姜顺德，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也不过是能够被大人物们随时碾死的蚂蚁罢了。逃过了牢狱之灾的姜顺德丢掉了工作，也无法找到新工作，他的【恶行】被记录在案，所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都知道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众口一词地认定姜顺德是害群之马的职业经理人们在各种场合批判姜顺德，并将他作为一个反面案例进行宣传。屋漏偏逢连夜雨，四处奔波求职的姜顺德在2023年6月27日的晚上被一群难民抢劫，对方采取了十分老套的方式从他的账户中转走了全部存款。一贫如洗的姜顺德流落街头，他的人生彻底失去了未来。

他消失了一个多月，等到他再次出现时，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姜顺德已然被毁灭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内心充满了疯狂和仇恨的连环杀人犯。7月8日，姜顺德开始了他的报复，对象则是他以前的同行和那些把他更深地踩进了沼泽里的难民。第一份视频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出现的，那时姜顺德的犯罪手法还不太熟练，他只是直截了当地把受害者杀死，而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折磨对方。

即便那时姜顺德的报复存在一丝正义色彩，当他头一次尝试将受害者大卸八块后，任何理由也不能反驳他已经成为魔鬼这一事实。与麦克尼尔的第一印象相反的是，姜顺德选择目标时从不挑剔，更不分男女，只不过那些看中了他的身份并试图借助他的破坏力来间接地动摇韩国的日本人更偏爱拍摄和女性受害者有关的视频。除了根据【东莱物产】中的数据确定作案目标外，姜顺德还曾经试图纵火焚烧某些企业的办公楼，所幸他未能成功实施犯罪。

姜顺德以前是朝鲜人，更是受过金京荣和梁振万两名国会议员帮助的【弱者】。挑战并弹劾总统的动机一旦被怀疑，迎接他们的只会是失败。当然，日本人并不想帮助李璟惠总统，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两败俱伤的局面。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主导者，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决定地位的便是经济。内耗持续时间越长，经济越受到影响，韩国的虚弱有利于日本完成【从废墟中崛起】的目标。

“但是，这里还有很多疑点。”麦克尼尔把轿车停在一家商场门口，他准备在这里和任队长见面，“导致姜顺德变成连环杀人犯的，自然是他那时受到的一连串打击。不过，日本人能迅速地介入事态并让姜顺德为他们所用，这就说不通了。即便现在日本和韩国之间早已不存在过去依靠合众国维持的盟友关系，日本对朝鲜的警惕不会比韩国更低。”

“朝鲜在日本有一些从事谍报工作的组织，会不会是他们干的？”伯顿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答，“你看，朝鲜肯定很在乎到底有谁流亡了、流亡者是不是转而变成了敌人对付他们的工具，那么他们会想方设法通过外国来确认流亡者的状况，或许这就给了日本人一个机会……”

“不对。”

这声音不是来自麦克尼尔，而是来自一直被伯顿忽略的米拉。伯顿和麦克尼尔讨论问题时，米拉总是保持沉默，以至于伯顿差一点忘了这里还有一位能轻而易举地入侵大部分计算机网络的专业黑客。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外国来获取情报，那么和韩国关系更好的大东合众国显然是首选。”米拉放下笔记本电脑，不顾伯顿的惊讶和不屑，继续补充道：“实际上，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关系都很差，十几年前新滨被袭击的那一次，怀疑对象就同时包括——”

麦克尼尔迟迟没有等到下文，只见米拉表情痛苦地捂着头，把脑袋埋在了两腿之间。有着类似经历的麦克尼尔对此感同身受，他不想再体验那种令人痛不欲生的不适感，尽管他并不确定米拉的感受是否和他相同。

“她这是……”伯顿狐疑地望着麦克尼尔，“喂，怎么回事？”

“别问我。”麦克尼尔一头雾水，“她说的是落在新滨的導彈……大东合众国没有嫌疑，因为他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其实，我也觉得日本人当时在自导自演。”

确认米拉恢复正常后，麦克尼尔才离开轿车，上楼去寻找等待已久的任队长。事情的真相会以何种面貌向外界公开，就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有时候，真相反而会带来更糟糕结果，尤其是当公众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出现两极分化时。

麦克尼尔把最后一份汇总资料交给了对方，等待着这名情报人员的回复。利用姜顺德的身份获取了更多信息后，任队长又在几天前策划了一次新的逮捕，以便成功地将执行任务的手下回收。现在，姜顺德的电子脑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体里，等待着他的是法律的制裁。

“您打算怎么做？”

“看来只能想办法把责任推给外国人了。”任队长若有所思，“比起北方的同胞和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日本人适合充当发泄仇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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