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1 / 1)
这一年,上海的秋天来得比较晚,已是九月的天气,行走的空气中还有层层温热,街上的梧桐、香樟和银杏树青黄参半,地上只有一些细碎的小黄叶。直到一场雨后,吹来的风不再夹杂着夏天的暑气,泛黄的叶子旋转着脱离树枝落到地上,铺满一地,偶尔有西风扫过,将人行道上的树叶卷起,高楼在夕阳下披上了金色的外衣,上海的秋天才真的来了。
沪东一条僻静的小马路上,一位作家踏着满地的碎叶,步履迟缓地走在人行道上,朝一家书店走去。
这里以前叫做“一街两坊”,是作家祖辈所建石库门街坊,也是作家的出生地,因此作家对此怀有特殊的情感,耄耋之年经常要来走动。如今“一街两坊”不复存在,连街坊后面那幢尖顶洋房也已不在了,代之以一排排二十四层高的摩天大楼。这些摩天大楼薄得不能再薄,每一幢都像一位身材苗条弱不禁风的姑娘,阳光下犹如穿上一身富丽堂皇的外衣,亭亭玉立迎风招展。过去的“一街两坊”,菜市场喧嚣,小吃摊位人头济济,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像那天这样的日子,满街都是插着小彩旗的蒸米糕。现在,路上几乎没有商店,马路阒然清净,除了扫地大妈不见一个人影。人们住进高楼以后,似乎都成了仙,满足于坐在封闭的阳台里,喝着咖啡隔着玻璃欣赏窗外的春夏秋冬,偶尔开窗呼吸一下随风飘来的带有黄浦江味道的潮湿空气,享受着精致、不乏奢靡的生活,根本不知晓、或者不屑知晓那拔地而起的高楼书写着怎样的故事、这座负重的城市背后有些怎样的历史。行路的作家思考着这些问题,朝书店走去,这家书店叫做飞令沙龙,是一家喝咖啡的书店。作家曾是一名教授,做过编辑,他的名头是作协给的,却徒有虚名,因为他从未出过一部书,直至退休以后,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今天他不辞辛劳,从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地铁线那头过来,要给飞令沙龙的老板娘送份手稿。
飞令沙龙所在的大楼,在“石库门”弄堂友邦里的原址上所建,友邦里是作家的成长地。一年前,作家第一次来到飞令沙龙,坐在靠马路那扇硕大的玻璃窗下,紧靠玻璃窗晒太阳,他总觉得他的头颅里面有好多虫子在爬,要晒一晒太阳才好过。玻璃窗上,从里面用白漆喷着大写的“iloveyou”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母i正好落在他耐克遮阳帽上,如果从马路上看过来,像是一把尖刀插在一个人的头顶上。从吧台这边看过去,却像一幅达利的画,十六世纪的骑士堂吉诃德,头戴有尖刺的钢盔,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歪斜着执迷不悟的头颅。这一副景象令老板娘感到十分好笑,所以对这位作家印象深刻。
作家喜欢飞令沙龙,每当他坐在这里,那些被尘封的往事与悲欢回忆如同闸门被打开而涌现出来。
作家的父亲生前在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带他来这里,这里有因他而丧身在日本鬼子枪弹下的义勇军先烈。每次来到这里,父亲总是会将几十年积压的悲苦、愤怒、愧疚、思念等情绪在更咽中宣泄而出,他感觉到这里枪声依然响亮,仿佛只是昨夜的事。作家从小不在父亲身边,但他始终摆脱不了父亲“臭名远扬”的阴影,始终感受得到街坊邻居对父亲轻蔑的目光和不屑的态度。好几次询问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父亲总是守口如瓶,能说的都是他同一辈人对他的无私帮助和英勇壮举,关于他自己的事一概不提及。父亲死后,作家经过锲而不舍地查访,终于弄清楚萦绕父亲一生的那桩日伪时期的案件,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世事总是那么无奈,人性善恶不可谓报应不爽。五十八年过去了,如今他作为蔡家后代,也深感愧疚。仿佛沉睡了五十八年被一个声音叫醒,带他来到这里,这里草木青翠,高楼林立,很多人在当年流淌着义勇军热血的土地上,载歌载舞,满面春风。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父母做过些什么、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而作为他们的同龄人,作家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怀。
那天,作家走进飞令沙龙,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叠用橡皮筋捆扎得整整齐齐的手稿交给老板娘。他们在半年前有约定,作家将小说手稿分两次交给老板娘,由老板娘为作家的小说做文字录入和校对工作。老板娘接过手稿,捧在怀里如获至宝地对作家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会尽快将它做成文档打印出来。很荣幸,我能成为你的第一位读者。”作家十分感激,连声说,“好,你办事我放心……”说着,露出欣慰的笑意。
但是此后,老板娘翘首以待作家再次送来手稿的后半部分,可是一直没有等来。作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这一天老板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作家在他的办公室,办公室没有窗户,作家身陷一口大缸,四周是黑搓搓像砖一样的云。作家仰面朝天,似睡似醒。老板娘不免大声疾呼,猛然醒来,情觉有异,连忙按照作家给的地址,找到作家工作室。
敲了半天门,把隔壁邻居都吵到了,屋内却始终没有一丝回音。老板娘心里“咯噔”一下,顿觉大事不妙,立刻打电话报警。十分钟后,警察来到,问清原委,破门而入,眼前的景象令人大吃一惊。这是二楼一间朝北小屋,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柜子、桌子、床头,全都摊满书籍和资料夹、文件袋。只见作家躺在桌子后的高背转椅里,仰面朝天,双手垂地,嘴巴半开,眼睛瞪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老板娘急于向前察看,被一名警员拦在门口。已进入屋内的一名警员,走到桌边,戴起白手套,伸手在作家颈下摸了摸,又试了试他的鼻息,再小心翼翼翻开他眼皮看了看,立即对门口的警员说,“呼叫总队。”门口的警员拿起对讲机,请求总队增派人手现场勘查。老板娘顿时心里凉了半截,趁警员进屋,也悄悄跟了上去,又被警员拦住:“人已经死了。你是他什么人?”听了此话,老板娘张嘴“啊”了一声,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说:“我是他的书记员……”“书记员?”警员自言自语,要求她出示身份证。趁警员验证证件的时候,老板娘走到书桌边,见桌面凌乱,到处可见铅笔、钢笔、圆珠笔,桌面圆珠笔滴漏的油墨点点斑斑,纸张、报纸散在各处,只有一叠厚厚的用橡皮筋捆扎在一起的手稿,整整齐齐放在书桌右手边。显然,作家的小说已经完稿。老板娘伸手去取,却被警员拦住。“别动!”警员阻止了她,然后拿过手稿看了看,见首页上写着“给我的书记员”,警员问:“这是给你的吗?”老板娘眼尖,见首页上写有自己的名字,连忙说:“是的。”“知道是什么吗?”“应该是一部小说的手稿,想不到作家来不及交给我就……”老板娘更咽着说。警员又看了看首页内容说,这是遗嘱,不是书稿。老板娘说:“既然是遗嘱,上面写有我的名字,那就交给我吧?”警员说:“不能现在就给你,需要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好笔录,登记在册。查明死者死因、核实情况后,属于你的才可以给你。但要履行一些必要的手续,需要一定时日。”老板娘心急如焚,书稿进了局子,还能轻易拿出来吗?作家已经过世,现场收集到的遗书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还要怎么核实呢?她想了一想说:“你们队长我认识,可不可以通融一下?书稿凝聚了作家的毕生心血,他生前跟我有约定,要我帮他出版这部书。”警员说:“认识局长也没有用,程序必须走完。再说,怎么证明你说的是事实呢?”这时,楼下上来许多警员,一进门就对现场拍照、摄像进行勘查。老板娘被劝出房门,依然不肯离去,拉住警员衣袖说:“警察同志,作家先前给了我半部手稿,可不可以证明这个事实?”警员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即使可以证明,也要走程序,听懂了吗?现在,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警员的脸像此刻作家的脸一样冰冷,任凭老板娘怎样哀求,他都铁面无私不肯将手稿交给老板娘。老板娘执意不走,等到警员把现场勘查完毕,拖尸车把作家尸体拉走后,警车呼啸着离开,老板娘驱车紧追不舍,尾随警车一同去了警局。
办理登记做笔录的警员,是一位经常在工余时间到飞令沙龙喝咖啡的小伙子,认识老板娘。在得知老板娘和作家的故事后,当即向队长反映情况,可否将手稿发还,老板娘非常感激,这让她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可队长虽和老板娘有过一面之交,作家遗嘱也写得明明白白,手稿的处置人应当是老板娘。可是,可以现场交还,而没有现场交还进了警局就是案件的证物,已经在现场取证时做了证物登记,那就必须立案走程序,处理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他十分抱歉地说:“这些稿子今天实在不能给你,但我会尽快帮你向上级提出申请,保证尽快发还给你。你放心,进了警局等于进了保险箱,有关证物我们都会封存,我给你打包票,保证不久就可以完璧归赵。”老板娘怅然若失。
然而,因为作家没有子女、没有任何继承人,在确认老板娘是否可以关联继承时遇上了难题。幸好老板娘手上有作家生前亲笔所书的另半部手稿,可以作为关联证据,警局请专门机构对两部手稿的字迹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进行鉴定,结论是出自同一手笔,才把两部手稿发还给老板娘。历时两年零六个月,小说的两半部终于合在一起,老板娘仿佛看到作家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作家在手稿的首页写下了他的遗言:今天终于在最后的章节最后的字句下画上了句号,我知道这也将是我生命的句号。我搁下笔,坐在椅子上已没有力气站起来,脑袋胀疼欲裂,像有无数个灵魂想要离开我的脑袋,我能感觉到我的生命正在无情地离开我的身体。医生早就诊断我得了脑癌晚期,且已全身转移,如果马上住院治疗,我还能活一二年,还可以拿着塑料袋颤颤巍巍去超市购物。可我不能为了偷生而放弃小说写作,我迫切需要与病魔争夺时间。如果中断写作,我会失去创作灵感,激情枯竭,作品一定半途而废。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命,作品完成了,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可惜我已做不到将下半部稿件亲手交到你手上了。人死轻如鸿毛,我过世后,丧事简办,骨灰撒到大海里。让我从自然中来,回到自然中去吧!
看到这里,老板娘心头一酸,不禁滚下两行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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