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眼寻人（1 / 2）

随着天网工程在城市中迅速铺设开，监控录像成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道有力屏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摁灭了犯罪的小火苗。

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员的第一反应就是查找监控录像，尽可能的在周边调取能够调取到的全部录像，这不是懒惰，也不是笨拙，而是为了将侦查效率提至最高，读取视频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每一名侦查员的基本功。

浮尸案涉及到的人物过于多，每一个调查对象都在同一天的时间里去过很多地方，如一只只蜈蚣般穿行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调查每个人交代的细节是否属实成为警方的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筛查量过于大，仅以侦查员的力量很难完成。

任烟生来到五楼的视频室，视频大队的筛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副队长乔畅原来在市局的刑警中队工作，虽然比任烟生小三岁，却已经是当年初来乍到的任烟生的师父。乔畅在2016年因工受伤后自愿离开一线，同年被调到市局的视频大队，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慢慢熬到了副队长的位置。

任烟生散了根烟给他，依然以开玩笑的口吻唤了他一声“师父”，“有你们在，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简直是救星。怎么样？查到梁诺在11月14日全天的行动轨迹了吗？”

乔畅按下打火机，点燃指间的烟，打开电脑桌面中的其中一个文件夹。

“梁诺没说谎。”他说。取来一枚u盘，将汇总的视频拷贝进去，递给任烟生，“梁诺在14日晚上8点10分到达湖滨花园，当时是从小区的西门进入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他的身影，车内只有他一个人。代驾员在晚上8点51分将车开出小区，走的依然是西门，车内只有他和梁诺两个人。晚上9点27分，梁诺回到自己的小区。晚上9点32分，梁诺和太太胡娟下楼，走进车里，开车的人是胡娟。晚上9点39分，梁诺和胡娟出现在月湖公园的林荫小道。晚上10点32分，梁诺和胡娟离开月湖公园，开车的人依然是胡娟。”

“文件夹里一共有两个视频，一个是梁诺的，一个是钱雅的。钱雅也没有说谎，她在11月14日全天确实待在红日酒店里。酒店每一层的走廊都装有监控探头，钱雅每次出门都和室友、同事在一起。她住在六楼，除非插上翅膀飞，不然的话基本不可能躲过监控堂而皇之的离开房间。”

任烟生在乔畅的电脑中又将视频重新看了一遍。

他在主观上并不希望钱雅和梁诺的嫌疑洗除，只要他们中的一个人露出一点破绽就可以将其锁死。然而，事实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两个人虽然有作案动机，但是都没有作案的时间，线索被查否。

乔畅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说道：“我知道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钱雅和梁诺的作案嫌疑非常大，但是种种证据都为他们洗去了嫌疑，我觉得你没必要继续揪着他们不放。我们是视频大队，没有参与浮尸案的完整侦办过程，我的想法仅代表个人，与钱雅和梁诺相比，谢文君和姚奈的嫌疑要明显大得多，这是我在接到视频筛查任务后的第一感觉。”

任烟生：“监控做不了假，能作假的只有人。但是人没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只要作假就一定会露出破绽，这世上不存在完美犯罪。我现在虽然没有找到指证钱雅是凶手的直接证据，但依然认为她和这案子有着脱离不了的关系。”

乔畅：“钱雅的确有非常明显的作案动机，但我凭着多年的视频筛查经验告诉你，想在监控底下搞小动作是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叶障目，遮掩得越多，破绽就露得越快。”

任烟生仍然坚持最初的判断。

等在会议室的侦查员们听到视频大队的筛查结果后一脸黯然。

任烟生想在此时此刻用一句“失败乃兵家常事，要越挫越勇”去鼓励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将这话说出来，连自己都是失望的，又如何才能劝说别人呢？

浮尸案看起来不难侦破，却在案侦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就卡了壳。任烟生对侦查员说道：“犯罪分子都是肉体凡胎，不会拔一根毫毛就变出一只孙猴子，为了稳妥，他们不会使用新花样。任何一个犯罪计划都不会非常精确，过于精确的计划只要有一项条件不符合就会泡汤，百密一疏，必有破绽。大家打起精神，我们一队人马与犯罪嫌疑人pk，胜券在握。”

文佳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振动。

她扫了一眼来电号码，“是物业经理打来的。”

结束通话后，她将方才的情况对任烟生做出了汇报，“任队，物业经理刚才在给员工开会的时候听说了一件事，是关于被害人梁鹏的。11月8号的上午8点多，有五个身形魁梧的年轻男子闯进单元门，直奔梁鹏家，到了以后猛砸梁鹏家的门。梁鹏把门打开，这五个人就冲了进去，最后一个进入的人把门关上了。小区保洁那时正在梁鹏家的上一层擦地，目睹了这一幕。由于房门被关上，保洁员无法看清门里的情形。大约十几分钟后，这五个彪悍男人从梁鹏家离开。保洁员朝房间里瞄了一眼，屋子里有很明显的打砸痕迹，梁鹏没有受伤。”

毛浅禾：“钱雅曾在询问的过程中提及了家中物品被砸的这件事，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动手的，梁鹏始终也没有说，让她不要继续问下去了。”

任烟生打开侦查员调取到的小区监控，找到11月8日上午8点的一部分视频，点开，迅速锁定了物业经理所说的那五名壮硕男子。

影像清晰，五名男子的个人信息被确认，李洋对这五个人进行了电话传唤。

五名男子以替人收债为主业，称吩咐他们做事的人为“老板”。年龄最大的28岁，已经结婚，最小的19岁，都住在城中的老旧小区，都在离异家庭中长大。

刘伟：“梁鹏？谁？我不认识，老板让我干啥，我就带着手下的小弟干啥。至于老板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们，不然还咋在道上混？门是屋子的主人开的，开门后我们才进去，没撬门，也没有对他进行威逼。只是砸了点东西而已，不犯法吧？我们没伤人，你们不是会调监控吗？查呗，随便查，我怕啥？”

顾思明：“我们既然收了老板的钱，就得替老板做事，和你们这些警察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道上混，谁也别瞧不起谁。”

姜帆：“那小子欠了老板的钱，几十万呢，迟迟不还，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揍几顿了。”

何明和王坤的年龄较小，为了避免说得多、错得多，索性选择缄默。这是刘伟告诉他们的话，如果没有能力与警方抗衡，那就保持沉默，侦查员在讯问的过程中，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装痴卖傻和一言不发的人，除了拍桌子吓唬，没有任何办法。

任烟生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混过社会，对这五个年轻人的想法再清楚不过，也大致猜到了五人的分工。枪打出头鸟，枪响之后，鸟群保准安静，根本不需要再补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