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应催诏蔡邕官升三阶,讨奸贼曹操檄召诸候(1 / 1)
话说蔡邕,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年时即博学多闻,喜欢文学、数术、天文、经文、音乐,曾拜著名学者、太傅胡广为师。
蔡邕孝敬父母,疼爱晚辈,和睦亲邻,佳誉远播。其母卧病三年,蔡邕床前伺候,不论盛夏还是严冬,天气如何变化,都没有解过衣带,七十天没有睡过觉。母亲去世后,就在墓旁搭建一间草屋守孝,一动一静,都遵守礼制。他与伯、叔及其堂兄堂弟同居,三代没有分家。他把独生女儿蔡琰视为掌上明珠,倾心教诲,闻知蔡琰被番邦所掳,悲痛至极,七天七夜闭门不出。一只兔子很驯顺地在他住宅旁边跳跃,又有木生连理枝,远近的人都觉得奇怪,前来观看,无不称赞其品行高尚。
蔡邕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倾慕朝野。他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所作赋文大多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感染力,其代表作品为《述行赋》。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重,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当代抒情小赋的力作。他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赋,风格大胆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以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
蔡邕曾收集汉朝历史,编撰史书,因李傕作乱大多散失,只有《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及《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执》,加上祝文、章表、书记等文体共一百零四篇流传当世。蔡邕诗歌流传有四百多首,但由于当时战乱连年,没有保存原稿,均由其女蔡琰凭借惊人记忆力默写而出。
蔡邕生平喜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将藏书载数车赠送王粲后,家存藏书还有四千多卷。蔡邕散文长于碑记,工整黄雅,多用排偶,旧时颇受推重。
蔡邕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其字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灵帝命工匠修理鸿都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帚蘸白石灰粉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亦通经学,熹平四年(一七五年)有感于经籍距圣人著述时间久远,文字错误颇多,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予以批准。蔡邕便亲自用红笔写在碑上,让刻工刻好立在太学门外,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碑新立时,来观看及摹写者众多,一天之内,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街道也因此堵塞。后来儒者学生,都以此为标准经文。
蔡邕还擅长音乐,精通音律。在陈留家乡,有个邻居准备酒菜请他赴宴。他刚到门口,便听到一股暗含杀气的琴声传出。蔡邕惧怕,转身而回。请他的人告诉宴客主人:“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就走了。”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感到非常奇怪,连忙追赶上蔡邕,问起至门不入的原因。
蔡邕说:“吾平日和睦邻里,未曾与人结怨,为何谋害于我?”
主人大惊:“等你未到,只是早一会开宴,怪罪我客人未到便已开宴也就罢了,谋害之事从何说起?”蔡邕这才说出原因:“吾刚到门口,便听到宴席间有人弹琴,琴声暗含杀机,不是害我却是害谁?”
主人赌咒发誓,说是绝无害人之心,硬是拉着蔡邕到屋,询问屏风后面弹琴客人琴声情由。弹琴客人说:“刚才弹琴时,看见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螳螂的动作一前一后。吾恐怕螳螂丧失机会,一时心慌,这难道就是所谓杀心流露到音乐中吗?”蔡邕莞然一笑:“原来如此!”
蔡邕吴地避难时,曾听到一块桐木在火中爆裂声音,知道是一块制作音乐器材的好材料,便把它拣出来做成琴,音色非常美妙,但是木头尾部依然被烧焦了,所以当时人们叫它“焦尾琴”。蔡邕遇害后,焦尾琴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据说后世齐明帝在位时,曾取出焦尾琴请弹琴高手王仲雄弹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五天,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后传至南唐中主李璟手中,后又赠与大周皇后及至李煜,李煜死后归宋室所有。据传,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相传蔡邕拆柯亭第十六根竹制笛,命名“柯亭笛”简称“柯笛”、“柯亭”,其音色优美。后泛指美笛,也比喻良才。后世史书对蔡邕制作“柯亭笛”多有记载,如伏滔《笛赋序》:“柯亭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奇声独绝。”《晋书·桓伊传》:“(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蔡邕由于任性,意气用事,一生仕途坎坷,跌宕起伏。汉桓帝听说蔡邕琴弹得好,命陈留太守督促他启程入朝。蔡邕走到偃师,听人说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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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擅权不法,不愿与其为伍,便假称生病,返回家中。在家无所事事,品玩古董,不与时人来往。
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到桥玄厚待。后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当初,朝廷认为州郡会相互勾结结伙营私,于是下令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后来又有三互法,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蔡邕上疏建议灵帝废除近禁,不要拘于时间与三互法,只要合适的就可以任用。但灵帝没有理会。
汉灵帝喜爱辞赋,创作《皇羲篇》,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在鸿都门学任职,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灵帝非常高兴,不按常理予以升迁。有几十个市井小人,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蔡邕看不惯,上疏《密言七事》。灵帝虽然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在北郊迎祥气,举行辟雍礼仪,又下诏把那些以宣陵孝子为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统统改任丞尉。但却引来了被弹劾官宦的嫉恨。
灵帝即位不久,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而鲜卑又侵犯边境。灵帝问群臣造成怪异现象的原因。群臣都守口如瓶,不肯尽心。蔡邕上奏,认为妇人、宦官干预政事,是怪异发生的原因之一,并弹劾太尉张颢、光禄勋玮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等人贪赃枉法,又举荐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前任太尉刘宠,建议向他们咨议朝政。
灵帝看了奏章很是叹息,起身如厕时,奏章被曹节在后偷看,致使内容泄漏。被弹劾的人都非常恨他,企图打击报复,中常侍程璜使人匿名诬告蔡邕。灵帝因此下诏质问。蔡邕上疏为自己辩白,但由于得罪人过多,都在灵帝面前说他坏话,终被打入监牢,判“弃市”极刑。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辜,替他向灵帝求情,灵帝也想起了蔡邕之前奏章的话,下诏将他免死,与家属被流放至五原安阳县,不得因赦令而免罪。灵帝因蔡邕才高望重,正好次年大赦,赦免蔡邕,准许返回原籍。蔡邕自从放逐到被赦免,历时九个月。
蔡邕正准备启程回归故里时,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送行。酒行数巡,王智起舞劝蔡邕,蔡邕不理。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本就很骄横,丢了面子为宾客所嘲笑,就破口骂蔡邕说:“罪犯也敢轻侮我!”蔡邕甩袖而去。王智非常恨他,于是密告蔡邕心怀怨恨,诽谤朝廷。灵帝宠幸的人也都诬陷他,蔡邕害怕无法幸免,于是逃命江海,远走吴会之地,往来依靠泰山羊氏,在吴地共待了十二年之久。
且说董卓听从李儒“以收人望”的建议,征召蔡邕入朝受命。蔡邕托病不至,董卓令人再次催召。蔡邕惧怕诛灭全族,不得已只好应命。
蔡邕一入朝,就被任命为代理祭酒,接着又被举为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三天之内,遍历三台。又升任巴郡太守,留任侍中,一月之内官升三阶,很受董卓敬重。董卓联合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一同携带鈇锧到朝堂上书,要求为建宁元年(一六六年)九月哗变被政治定性(诬陷)为叛贼的陈蕃、窦武以及次年“二次党锢”中被捕遇害的众多党人平反。刘协准奏,恢复陈蕃等人爵位,提拔其子孙为官。董卓做出亲近士人的姿态,征召名士如荀爽、韩融、陈纪等入朝为官,又选拔大量名士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孔融、应劭、张邈等担任地方太守等要职,甚至不计前嫌,对厌恶自己而弃官而走的袁绍、王匡、鲍信等人授以太守,以示和解。
董卓一面擢升名望,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一面诛宫屠市,施展淫威,彰显军功。何太后、少帝及帝妃唐氏九月初一被困于永安宫,九月初三即被董卓以“怨望作诗”为借口,遣派武士将何太后抛撺楼下,绞死唐妃,鸩杀刘辩,葬尸城外。下葬时只允许献帝前往吊唁,公卿以下不允穿戴孝服,只是素衣而已。董卓趁何太后遗体下葬,开启文陵(汉灵帝陵墓)时,使人偷取其中珍宝。董卓还派人掘刨何苗棺木,肢解尸体,抛弃道边,又残杀何苗母亲舞阳君,弃尸于园林,不准收敛。
董卓残忍成性,酷刑立威。侍御史扰龙宗拜见董卓时忘了解除佩剑,董卓借题发挥,下令将其活活打死。董卓仗着军权威势,放纵士兵劫掠富户,搜刮财物,奸污妇女。二月阳城村民社赛,男女聚集一起。董卓命军士围困,将男性全部戮杀,千余颗人头悬挂车下;将妇女及掠取财物,装载车上,扬言平叛贼寇大胜而回。到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散给军士享用。大司农周忠儿子周晖听说阳城变故,赶往阳城,董卓非常厌恶,派兵将其劫杀。自此,董卓每夜入宫,奸污宫女,夜宿龙床,肆无忌惮。
董卓知道曹操雄才大略,想与他一起谋议朝政大事,以示爱才,表奏擢任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认为董卓骄横跋扈,残暴不仁,终久必败,遂不就拜。董卓非常生气,对李儒说:“孟德文韬武略皆非常人可比,不为我用,必当除之。否则后患无穷。”
李儒说:“曹操无妻小在京,独居寓所。可差人往召,如不来,便擒而斩之。”董卓依其言,即派狱卒四人去寓所传召曹操。狱卒去了良久,回来报告说:“曹操未回寓所,不知去向?”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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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窝藏不报者与其同罪。
且说曹操不接受董卓任命,知道董卓乃睚眦之隙必报之辈,是一个与人哪怕是有一丁点怨恨,甚至有一些言差语错也会极端报复的人,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没回寓所,带着几个随从,策马直奔城门。守门兵士问他,答说“丞相差我出城办理紧急公务”,说着纵马飞奔出城,连天加夜东归故里。
这日天晚来到成皋县城(即虎牢关,今河南郑州西荥阳境内),见城门张贴画影图形缉捕文告,便绕城而行。约半夜时分至一密林,曹操与随从牵马至林深处,正待歇马进食,忽有一群壮汉围拢过来抢劫马匹财物,曹操与随从刺杀数人,一人跪地求饶:“我是庄主吕伯奢长子,四个兄弟已被杀,请饶命。”
曹操一听是吕伯奢的儿子,心想:吕伯奢也曾为官,不至于贫穷到靠抢劫度日的境况,怎么却教养出如此不肖之子,便随口说道:“吾乃沛国谯人曹孟德,与汝父相识,饶你去吧。”那人爬起便走。曹操转而一想:吾已自报姓名,若告知其父,岂不祸事?于是赶上,将其刺杀,既而凄楚不已:“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曹操防心过重,难怪会给后人留下“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讥讽之口实。
曹操继续东行,路经中牟县(今河南郑州东中牟),依然绕城而行,却被拿获。亭长怀疑是逃亡囚犯,押送到中牟县衙审查。县衙一些官吏已经知道曹操是在捕要犯,曹操却说自己是复姓皇甫商人,只有从事文字记录的功曹任峋依照缉捕文告影形审视良久,知道此人就是曹操,便打发其他人散去,对曹操说:“曹公休要瞒我。吾随县令杨原去洛阳见过曹公,故此认得。听说董卓待公不薄,为什么却要叛逃,自取其祸?”
曹操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董卓奸诈残暴,上乱宫廷,下祸百姓。吾今回归乡里,就是要招募义勇,举兵讨伐董卓,以安天下。”
任峋一听,喜出望外:“曹公如此志向,令人敬佩。不瞒曹公,吾堂兄任俊,字伯达,正与中牟县令杨原商议如何抗击董卓残暴。如若起兵,吾定劝说堂兄跟随曹公。”曹操大喜,问起姓名,任峋回答:“姓任,名峋,字伯通。今杨县令去堂兄处议事,吾送曹公出城。”任峋亲自把曹操一行送出城门,自去找杨原、任俊报告。
曹操离开中牟,连夜赶往陈留,见到父亲曹嵩,备说散家资,招义勇,讨董卓之事。曹嵩恐怕家资不足,说孝廉卫弘在这一带很是富有,且疏财仗义,如能相助,大事可图。曹操设宴请卫弘到家,陈数董卓残暴不仁、欺君害民罪恶,表白自己匡扶正义、拯救黎民决心。卫弘欣然同意:“我早就有这样的心愿,只是遇不到像你这样的英雄。既然孟德有如此志向,愿拿家资相助。”
曹操喜不自胜,遂竖起一面上书“忠义”二字的招兵旗帜,广招义勇兵丁。数日间,应募义勇如雨骈集,接踵而至。先有阳城卫国人乐进、山阳巨鹿人李典来投,接着沛国谯人夏侯惇及族弟夏侯渊各引壮士千余人前来归附,又有从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千人来助。卫弘尽出家财,置办衣甲旗幡。曹操散尽家财,又得四方捐送不计其数的粮食物资,一面写《檄文》送达各州郡府,号召各路诸候举兵同伐董卓;一面移兵己吾,训练军马。
中平六年(一八九年)十二月,曹操踌躇满志,于己吾(今河南宁陵西南)誓师起兵,以展宏图。曹操率军路经中牟,令军队驻扎城外,只带数名亲随进城到县衙致谢任峋放归之恩。县令杨原闻报,随带任俊、任峋出迎,备说闻知孟德己吾起兵,即着任俊筹措粮草,征集宗族家客数百人迎候,以便随军听用。曹操甚喜,嘱托杨原、任峋精心治理地方,良善对待百姓;指派任俊押运粮草断后,率部随军出发。从此,任俊归附曹操。曹操每次出征,多是任俊主管军备及粮草筹措运输,功绩显著,很得曹操信任。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各路诸候接到《檄文》,纷纷响应。韩馥,字文节,颍川人,先为御史中丞,被董卓举荐为冀州牧。韩馥知道袁绍痛恨董卓,派遣从事到渤海郡监视,防止太守袁绍兴兵。韩馥曾经接到东郡太守桥瑁诈称京师三公举兵讨伐董卓移文,犹豫不决。召集从事商议:“吾是应当帮助董卓,还是应当帮助袁绍?”从事刘子惠说:“起兵是为了江山社稷,讲什么董卓、袁绍!”韩馥自知言短,有些惭愧。刘子惠又说:“行兵打仗是凶险之事,不宜挑头为首。可以观望其它州郡动静,如有挑头发动者,然后随和响应。”韩馥窃以为是,冀州较为殷盛,兵粮充足,与其它州相比,较为强盛。如果举事成功,功劳没有在冀州之上者,倘若失败,也非冀州为首,只不过是被迫胁从而已。当接到曹操檄文,韩馥书至袁绍,数董卓罪恶,听起举兵。袁绍聚集麾下文武,引兵三万,离渤海与曹操会盟。
初平元年(一九零年)正月,冀州牧韩馥及各州刺史、各郡太守虽各怀心态,但都率领各自兵马,共有十七路兵马,有三万者,有一二万者,多少不等,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投洛阳而来。正是:己吾举兵讨董贼,诸候奋起应曹公。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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