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发（2 / 2）

7时，其余3个也都来了，各就各位。没有一句话，不作一个手势，彼此心照不宣，一切只看眼睛就心领神会了。

包括开车的汪家礼在内，4个人在腰间的皮带上都别着“家伙”。他们已经定好：抢钱时如果没有人反抗、阻拦，就不开枪；反之，就开枪，无论如何也要把钱抢到手。

准备妥当后，汪家礼抬腕看了看表，7时20多分了。他启动“天津大发”，将车开到闽江街，在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北面约20米的地方停下了。在这里，门市部的前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孙德林等3个人在车厢里都已经戴上手套、帽子和面罩（女人丝袜），手握枪柄，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候，几乎听得见彼此心跳的声音。他们尽量把头低下去，以免被外面行人窥视。

坐在驾驶座位上的汪家礼心情更加紧张，握着方向盘的手沁出了汗水。他的责任很重，必须看准时机，快速行动，否则功亏一篑。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从南面开来一辆白色轿车。“就是它！”在汪家

礼身后的孙德林低声说了一句。汪家礼的两个眼珠子像要鼓出来了似的，眨也不眨地盯视着那辆车。迎面开来的果然是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在信用社门市部前减慢速度，停下了。看，车门开了，两名押款员下来了……他们走到轿车后面，就要掀开后备箱盖了……孙德林像下命令似地说了声：“开！”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汪家礼这个被同伙们公认驾驶技术最好的人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急得鼻尖沁出了汗珠……

“妈的，怎么搞的？”孙德林看着汪家礼忙乱着的手和脚，咒骂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车就是发动不着。这辆车汪家礼开起来感觉不错，可现在却出现了意外，打不着火。可能是对车还不熟悉，也可能是他太紧张了。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几个押款员拎着装巨款的兜子走进了门市部。

由于发生了这个意外，抢劫行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即27日这天付诸实施，使这个案子往后“延”了一天。这就解开了为什么抢劫案件在被害司机黄长河失踪两天后才发生的“谜”。

第三天，即28日一早，这伙不死心的匪徒再次在原地等候着机会。

是不是还使用这辆“天津大发”？会不会有危险呢？他们为此讨论过，最后认

为，出租车司机失踪从报告到警方立案侦查，一般总要有个过程的，不致于这么快就被发现。作案心切，他们决定还用这辆车。

时光不能倒流，否则，我们会在事前提醒那家信用社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和那几位押款员：你们应该留心看一看、想一想，为什么在你们送款的时候，连续几天都在门市部附近停放着那么一辆面包车？车里坐着的是些什么人？……这也许是苛求了，但是，对掌管着国家巨额资金的人来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应该比一般人多一分警觉吗？

“我们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一次，这伙匪徒抓住了机会，当那辆“桑塔纳”停下，押款员（两男一女）

打开后备箱时，只见汪家礼驾驶“天津大发”箭一般地开到信用社门市部前面，越

过“桑塔纳”，停下，一打轮，形成了车尾对车尾。

孙德林第一个从侧门跳下来，手端猎枪飞跑几步，从前面挡住两个手拎一大一小巨款兜子的押款员，厉声喝道：“不许动！抢劫！我就是要钱！……你们回头看看……”

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跳下车，3名匪徒站成一个“品”字，将押款员们围住。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面对如同自天而降的匪徒的枪口，押款员们惊呆了；出于职业本能，那个手拿电警棍的“保安”要动，另一个也用手在身上摸什么东西，孙德林全都看在眼里，晃了晃枪威胁道：“你们不要乱来！动，我就开枪了！……”汪家仁和孙德松如同饿虎扑食，动作敏捷地拎起了兜子。

“你们先走！”孙德林说，继续用枪逼住那几个人。

这时，汪家礼也端着枪下了车。因为他开车需要良好的视线，不能戴面罩，临时用嘴叼着一张纸，遮一下脸。他抢下“桑塔纳”司机手中的一串钥匙，扔到“天津大发”副驾驶座位上，“天津大发”没有“桑塔纳”跑得快，他怕那个司机开车追赶或跟踪。夺下车钥匙，“桑塔纳”就成了“死车”。

孙德林见抢劫得手，同伙们都上了车，就倒退着走向“天津大发”，也上了车。汪家礼迅速起动，只见那车像来时一样快，飞也似地向南开去，逃离现场。他们穿了几个胡同，车上的人摘下面罩和帽子。跑了大约一分钟后，就把“天津大发”扔了，骑上两辆早已放在那里备用的自行车（两人共乘一辆），来到了汪家仁的家。

当夜，这4个人都做了个好梦，因为第二天是他们分赃的日子。他们已经数过了，这次抢了近30万元。

这一犯罪团伙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凡是抢劫来的财物，一律按参加行动的人数均分。

抢来的金银首饰，他们扒堆平分；如果数量不太均匀，就做几个纸团，凭各人运气抓阄。后来，王文绪还拿来一架天平。有一次，4个人共同参与一次入室抢劫，事后在平均分完了赃款后，还有一条金项链没办法分。他们商议后一致同意，把这条金项链剁成4截，每人得到一份。

表面看，他们做得都很“公平”，没有因为分赃不均而闹过意见。但实际上，

对这伙极端自私而又贪婪的匪徒来说，在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孙

德林不是说过，“干这个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吗？

犯罪同伙暗中潜伏着的龃龉和矛盾，正是由孙德林引起来的。

那一次入室抢劫，孙德林走进卧室，将女主人用绳子捆绑起来。汪家礼进来看了看，卧室相当豪华。他感到孙德林对付一个浑身颤抖着的女人绰绰有余，就到别的房间去了。抢劫临近尾声时，孙德林拎着一个小皮箱子走过来，汪家礼问：“里面装的啥？”孙德林说：“不知道。”汪家礼很好奇，用刀别，也没把小皮箱别开。

汪家礼估量里面不会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带着它也是累赘，就说：“别要了。”孙德林斜了他一眼，讥嘲说：“你知道啥？啥也不懂。”撤退时，负责开车的汪家礼没见到孙德林。他不敢多等，载着汪家仁和王文绪跑了，直奔王文绪家。他们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孙德林才匆匆来到。汪家礼暗想，他一定是先回家一趟，“卸”了“货”，然后才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汪家礼听孙德林无意中说，他有美元，要换人民币，就想：“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抢到过美元，那么，他是从哪弄来的美元呢？那天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回来？是不是在那家豪华的卧室里翻出了美元（据说那个女主人刚从国外回来），自己独吞了？”

汪家礼把这个怀疑对汪家仁说了，汪家仁也有同感。汪家仁和王文绪关系好，就对王文绪也说了，引起王文绪很大反感，联想到他平时总和孙德林意见不一发生争吵，就忿忿不平地说：“那天孙德林为什么非要那个小皮箱子不可？肯定有鬼。我们几个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这个，他却对我们来这一手，太不够意思了！”

不过，怀疑归怀疑，他们在明面上谁也没向孙德林提出来。那原因明摆着：一方面，这个团伙需要孙德林，他在团伙中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他们几个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伤了谁也不好，即使有意见也要维持，就像当年的造反派王文绪后来在接受审讯时顺嘴说出来的那样：“我们几个人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