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7章 火车票（2 / 2）

就是说火车站不卖站票，完全按照现有的空位数量向乘客售票，有多少空位就卖多少张票。

如果车厢里已经没有座位了，售票人员就会谢绝乘客的购票要求，提醒他们耐心等待下一趟火车。

如果民国时期的售票人员真的按照这条规定去做，那车票上有没有座号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一人一座，大家用不着争抢。

可惜这条规定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为啥不能付诸实施?

首先是因为当时没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调度设备，售票员无法及时知道每趟列车上还有多少个空位。

所有的车票卖出全是人工核查的，车上到底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也根本没人知道。

其次售票人员的奖金跟售票收入是挂钩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诉又常常得不到受理，这一不合理的奖惩制度必然促使他们超额卖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车厢都已经满座了，他们还会继续把票卖出去。

只要多卖出了票，他们自身的工资就会上升，但是买这些票的人最终能不能坐到位置就全靠他们自己的运气了。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先卖出去的票和后卖出的票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没有先次之分。

最后还有一项关键原因：民国时期不流行预订车票(头等车厢和卧铺车厢可以预订，但是预订时效最长不超过两天)，一般都是在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才开始卖票，在火车开行前两分钟马上又停止售票。

这个时间非常短，大站约两小时，小站约一小时，只有始发站、终点站和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如北京前门、天津总站、南京浦口车站)才有可能将售票时间延长到两小时以上。

售票时间如此之短，乘客怕买不到票，窗口一开，蜂拥而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光维持秩序和查点票钱就够忙活的了，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售出的票数是否超出空闲的座位数呢?

范文林和顾恺之为了抢到火车票，可是早早就来到火车站等着排队了，但是他们这般努力，还是只抢到了两张三等火车票。

最关键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当然这也不重要，反正大家的票都是一样的。

而除了火车票的问题之外，关于座位的矛盾还有一个。

民国时期有些乘客的素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因为座位紧缺，所以抢到了座位一定要好好占着，否则就会被其他乘客鸠占鹊巢。

乘客多，座位少，偏偏又有一些混蛋多占座儿，自己坐一个，行李坐一个，甚至把坐椅当成卧铺，老实不客气躺上去，一个人霸占五六个座儿。

这就是所谓的占座行为，由此可见这种行为出现的时间之久远！

而且这种行为延续的时间更久远，哪怕是一百年之后，仍然还存在着。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三。

第一个是这些乘客素质太低。大家只为了自己能坐到位置并看护好自己的行李，根本不会去管别人是死是活。

第二个是民国时期的乘警不作为，没人惩处这些乘客。对于这些乘客的流氓瘪三行为，他们选择了忽视。

第三点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火车票上不印座号。

如果火车票上真的印上了每一个作为的号码，那真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至少这种脏乱差的现象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乘务人员在核查票纸的时候也能更加方便。

在民国人心目中，头等车和二等车属于高等车厢，三等车属于普通车厢，四等车属于低等车厢。

而争抢座位的现象主要是在普通车厢和低等车厢里发生，如果乘坐头等车、二等车和睡车(车尾加挂的卧铺车厢)，那是没必要抢座的。

高等车厢的火车票也不印座号，为什么没人抢座呢?

倒不是说高等车厢里的乘客素质特别高，而是因为买得起这种车票的有钱人特别少。

因为人少，所以座位绰绰有余，所以无需争抢座位。

而且这样的座位是可以提前预约的，虽然预约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至少也不用排队和担心没有位置的问题。

范文林其实也想过买高等车厢的座位，毕竟可以提前预约，也不用跟别人抢位置。

但是在看过了这种车票的价格之后，他果断的放弃了这个选择。

按平汉铁路需要经过两个晚上来计算，平汉铁路五种车厢的票价分别是：头等卧车下铺63元、上铺61元，二等卧车下铺42元、上铺41元，头等座车54元，二等座车36元，三等座车18元。

按照这个时候的物价，上海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

而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十个银元罢了，哪怕是范文林曾经担任大公报记者的时候，工资曾经侥幸出了一百，但是现在大公报上海刊停刊之后，他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过工资了！

所以，对于那动辄一个月工资的车票，范文林只能远远的看一看，并感慨了一句。

无论是在任何时候，有钱人和普通人的差距都是巨大的啊！

但是选择了三等车的车票，范文林现在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能不能挤上去。

看着前面那攒动的人头，他现在考虑的已经不是能不能找到座位了，而是能不能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