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4章 荧光灯（2 / 2）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div  class="contentadv">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

        日记上写的是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李谕认识这行字，翻译成中文是“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胡适后来改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但李谕不知出处。

        陶行知却知道：“荷马史诗？”

        “对，出自《伊利亚特》第十八章，它诠释了我的使命，”胡适说，“我在上海时，没有看到任何新气象，专门去了一场上海大舞台，也仍旧是老演员。这个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陶行知说：“祝适之兄在北大做个新面孔，一扫文坛浊气。”

        胡适底气十足地说：“我一定要让那些‘桐城妖孽，文选谬种’认识到文学革命之力量。”

        “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是白话文运动中贬抑文言文的说法，由钱玄同首次使用。

        白话文运动中，钱玄同一直很激进。其实他古文写得非常好，不输桐城派，却坚定支持了白话文。

        陈仲甫、胡适、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将矛头直接对准旧文学，把桐城派的归有光等人称作“十八妖魔”，强力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

        “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两句口号由于指明了文学革命的对象，深受欢迎，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李谕笑道：“文坛真是如同斗兽场，太精彩了！我这边就没如此激烈的画面，最多孔教支持者发几句不着边际的批评科学的话，我已懒得回复。”

        陶行知叹道：“这帮孔教分子，完全是在败坏孔老夫子的名声。”

        “一并击破就是！”胡适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不明是非之徒，和他们斗争，必须坚决。”

        胡适决心真的不小，专门写过一首《沁园春·誓诗》：“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胡适想拉上陶行知一起：“行知，你也来北大吧。在哥大时，杜威教授对你的评价甚至超过我。”

        “不能所有人都扎堆吧？我还是返回南方，”陶行知婉拒道，“这次来京城，我还有一件事，要和蔡校长聊一聊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具体细节。”

        陶行知和蔡元培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要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相当有先见之明。除了李谕这种穿越者，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

        他们既不像一些人那样闭门造车、排斥外来文化；也没有丧失自我、只唯西方文明马首是瞻。

        李谕留两人吃了顿饭，他们便一起前往了北大。

        ——

        最近的《新青年》杂志越发鲜明地主张“科学与民主”两杆大旗，不时提到李谕大名。

        看了最近几期后，李谕总感觉差点意思，终于忍不住来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旁的补树书屋。

        这里是周氏兄弟的住处。

        院内原有一棵大楝树，被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种书屋”。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周老弟，”李谕进门道，“我给你带了两条好烟。”

        鲁迅讶道：“李谕先生，您怎么来了？”

        “我来不行吗？”李谕说，然后向屋里看了看，“你弟弟不在？”

        鲁迅说：“他被北大招为了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的教授，今天正好有课。”

        周作人每周去北大上三学时课，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李谕把《新青年》放在桌上：“你应该看过了，他们虽然倡导白话文，但还没有几篇像样的白话文学能拿出来。”

        “确实，”鲁迅说，“大部分还不如院士先生的星战和异形。”

        “那不是严肃文学，纯粹是娱乐性小说，”李谕说，接着问道，“你还在抄古经？”

        鲁迅点点头：“是的。”

        李谕问：“抄那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你抄它还有啥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鲁迅的回答非常鲁迅。

        李谕立即说：“所以说嘛，你自己可以写点文章。”

        鲁迅点燃了一支李谕拿来的中华牌香烟，深深品了一口，张口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若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这样对得起他们吗？”

        李谕说：“可以想得积极一点，既然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一定没有毁坏铁屋的希望。现在缺少的，是呐喊之音。”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当差了五六年，多少有点混日子的嫌疑。他再次用力抽了口烟，“好吧，我试着呐喊两声，就是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如何，千万不要投稿无门。”

        他不是第一次提笔作文，但写白话文确实头一遭，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李谕又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上等的派克钢笔和墨水，送给鲁……树人兄弟用。”

        鲁迅看了眼手里的烟卷：“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