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4章 居里到访（2 / 2）

        他说得当然没毛病，不过他研究的是纯数学，哲学也是很讲究逻辑的哲学，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因此演讲的效果一点都不好，大部分人甚至无法理解这也是哲学。

        <div  class="contentadv">        听众们还是更想听罗素这些知名大学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看法。

        居里夫人恰恰又不喜欢聊政治话题，所以选了一个关于希望的演讲题目。

        反响不错。

        其实不管居里说什么，站在这里就很有流量明星的感觉。

        一个两获诺贝尔奖的女人，研究的又是非常前沿同时又有点正邪并存的放射理论，很难不让人欢迎。

        居里的身体因为多年接触放射性，已经很虚弱，演讲结束后，来到李谕的办公室中休息。

        罗素对她说：“居里，中国是个很有魅力的国家，中国人也很有意思。”

        “我能感受得到，”居里说，“而且前段时间，我的实验室来了两位中国的留法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对一个假说理论持肯定态度，而一个中国青年刚刚用实验证明这个假设不成立。可是当我说出这个假设应该准确的时候，他认真聆听并且客气地点头。当时我并不能猜出这个学生持什么意见，他也没有向我公布他的实验结果。我觉得自己在这些中国学生面前，是一个霸道的导师，他们可比我们文明多了。”

        居里的实验室后来又来了不少中国留学生，比如吴健雄的老师、核物理学家施士元。

        李谕笑道：“谦虚是中国人最典型的美德，尤其在面对老师时，讲究尊师重道。不过很多欧洲人有时会忽视他们的感受与想法。”

        现在想想，吴有训和赵忠尧遗憾丢掉诺奖，或许也有导师不懂他们谦虚的原因。他们两人把锋芒藏得有点太深了，不过貌似现在的国人在国外大都如此，实在没办法。

        罗素对李谕所说深表赞同：“欧洲人根本看不到中国人的美德！西方文化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天天打着‘进步’的旗号，无限度追求权力、金钱，把征服、竞争、开拓、破坏变成了生活方式，忘记了生活，忘记了幸福，忘记了人的尊严。而中国人却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温和、节制、富有生活情趣。中国的一切都充满着古意的魅力。”

        居里夫人微微一笑：“听罗素先生这么说，我更想在中国四处看看了。”

        “太应该了！”罗素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他们的戏院、茶馆、商贩的集市，还有说书的场子都极有中国风情。对了，你一定要尝尝中国的美食，最好能够去一家唱评弹或者扬州清曲的饭馆。”

        “边吃饭边听音乐？让我想起了维也纳的钢琴饭店。”居里夫人说。

        罗素说：“有点类似，不过中国的乐器非常特殊，我曾经听过一种叫做古琴演奏的音乐，据说那把琴有千年历史，而曲子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种音乐总能让你感觉似乎听到了远古的回响。”

        居里夫人说：“一千年以前的欧洲还在中世纪，两千多年前的欧洲……好像只有希腊还算有点文明，真是神奇。”

        罗素津津有味道：“还有很多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迹，你该去看看。”

        居里夫人遗憾道：“可惜我的身体状况让我不能像你一样游览那些神秘古老的城市。”

        李谕关心道：“您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居里说：“时而隐隐作痛，看过几次医生，说不出为什么。”

        基本就是放射性导致，别说现在，就是一百年后，也没啥办法。

        罗素抽了口烟斗，轻松道：“居里夫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愿如此。”居里夫人说。

        罗素说：“可惜我要回国了，不然真想再陪同你多游览游览中国。”

        蔡元培问道：“罗素教授要回英国？”

        “是的，”罗素说，“此前你们请我多做几场更加容易理解的演讲，估计来不及了，但已经想好内容。以我这段时间对中国的了解，估计中国必然会经历一段与俄国独裁相类似的阶段，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民所必需的教育才能完成，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而这正是你们最迫切需要的。”

        义务教育和工业化确实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政府以及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做到的。

        蔡元培想到现在直皖以及东北奉系剑拔弩张的形势，无奈道：“罗素教授说得很对，但需要一定的时机。”

        罗素说：“另外，你们一定警惕近邻日本国，在外交上中国最应该防范的，就是日本的侵略。”

        不得不说，罗素的判断力真心强。

        蔡元培说：“感谢您的建议。”

        罗素又转而说：“我对中国有无限的好感，但中国有很多也需要改进。比如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会因为饥饿而死；发生灾情时，几块大洋就能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如果卖不掉，杀掉也无所谓。而赈济灾民的事情，竟然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

        罗素又说到几个痛处，此前李谕与熊希龄共同研究香山慈幼院的扩建时，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李谕说：“可能是因为过去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都不太关注政治，无所谓金銮殿上坐的是谁，无非换个纳税的对象。没有国的概念，就没有爱国的想法；官员对待农民也不会真有父母官的意识。”

        “有些道理，”罗素又吸了口烟斗，“还有贪婪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很多中国人都会犯贪污罪。因为多年以来在中国，好像是诚实生活难以为继。在中国如果不欺诈、不贪污地诚实生活是生存不下去的。”

        罗素没有单纯指出问题，又讲了他想到的解决办法：

        “想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建立一个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第二，大力发展工业；第三，大力办好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尖端顶级的科学人才，同时多派留学生到欧美深造。

        “其中，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建设是最大希望所在，没有这第一条作为基础，其他两条都不可能实现。”

        蔡元培用心记下：“我会将教授所说传播出去。”

        李谕心中则暗暗叹了口气，以民国的时局，还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