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8 乐观悲观（2 / 2）

更加不巧的是，那个唯一能对美国产生威胁的红色国家，还正在欧洲、亚洲，乃至全世界，积极推进他们的影响力扩张，他们似乎要将他们那一套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将全世界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不甘心退出世界霸主舞台的搅屎棍，在不停的渲染赤色威胁，在四处宣扬意识形态对抗的那一套理论，尽管谁都知道，这个搅屎棍打的算盘，就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但对抗的想法却始终无法从脑子里踢出去。

于是，就像维克托所考虑的那样，战后美苏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没有了杜鲁门主义，也会出来一个别的什么主义；没有了凯南的那份八千字报告，也必然会有别的一份同样性质的报告；没有了马歇尔，也免不了会有个驴歇鼻。总而言之，该来的总是会来，这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维克托也知道，在如今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内部，对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未来关系问题，一直都有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就是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能够得到持续改善，而另一派则是悲观论，认为西方国家颠覆苏联的企图永远不会变，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将会重新凸显出来，更有甚者，对德国人的战争，只是联盟所需要面对的战争之一，一旦德国人投降了，或许苏联马上就会遭到西方国家的进攻。

没错，现在认为德国人投降之后，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立刻就会爆发战争的人，同样是存在的，而且还有不少，为此，这些人提出主张，认为苏军应该加快向西推进的步伐，争取抢在盟军之前，将战线推进到易北河，并在易北河构筑防御工事。与此同时，解放区的募兵工作不仅不应该削弱，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以备后续战事的发展。

总而言之，就目前而言，对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战后关系问题，乐观的人太过乐观，悲观的人则太过悲观，真正秉持着正确想法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主流的观点，则是偏于乐观的，他们普遍认为，战后联盟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然不见得会多么好，但至少不会敌对了，换句话说，盟友们将来的友谊，还是可以稍稍争取一下的。

为什么斯大林同志认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对外情报工作，在重要性上，可以稍稍让位于对内情报与反谍报工作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是抱有一定期望的。

维克托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考虑，为什么斯大林同志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政策？在这里面，或许同样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位领袖同志有些乐观的认为，等到对德战争结束之后，苏联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或许不会再像战争爆发之前那般的复杂、艰难了。

一支香烟很快抽完，不过维克托也好，葛罗米柯也罢，两人都没想着直接离开，而是又凑在一块闲聊了一会儿。

对于维克托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与葛罗米柯接触，更是第一次彼此交谈，在他看来，这位看上去很精神的外交官，言谈举止都很有风度，待人接物也很不错，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而对于葛罗米柯来说，这同样也是他第一次与维克托接触，在他看来，这位深得斯大林同志器重的联盟情报第一人，显然也不像传说中那么的冷酷无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人甚至有些过分的谦和了，与他交流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压力，就像是在与一个交往多年的邻居闲谈一般。

两人之间的交流，直到克里姆林宫门口出现了斯大林同志的身影时，才宣告结束，两人对彼此的印象还都不错，分手的时候，还彼此考虑着将来可以多多接触，说不定将来可以做个朋友呢。

此时的维克托并不知道，他与葛罗米柯同志在列宁墓下的第一次偶遇，竟然只是两人频繁交往的一个开端，当然，维克托更不知道的是，随着他脱离对外情报工作那个舞台，转而负担起对内情报与反谍报、意识形态保卫等国内工作，他的交际圈子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出现在他的视野、交际范围内，而这些，都是由工作的不同性质决定的。

当斯大林同志与各国使节代表们出现在列宁墓观礼台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临近十点钟了，约莫十分钟之后，顶着头顶灼烤的烈日，排成一个个方阵的德军战俘，终于出现在了红场上。

此时承担着安全保卫工作的维克托，已经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远远看着那些在广场上走过的德军战俘，说实话，维克托还真有点重回历史经典时刻的时空错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