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七章 来客（上）（1 / 2）

“诺颜达拉的表现你也看到了，虽然他窝囊了点，但也代表着草原人的心态。他们是一个信奉实力的民族，要想让他们安心听你的安排，就得先把他们打服了。”暖厅中，沈默将自己的平蒙之策，向王崇古和盘托出道：“但光靠武力是不行的，不改变草原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是难以控制，不改变他们的贫穷面貌，他们还是会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所以我准备另外两样礼物送给他们。”

        “大人对问题抓得很准，只是不知是哪两样法宝呢？”王崇古好奇问道。

        “其中之一，就是商人们赞助复套的目地所在。”沈默笑笑道。

        “您是说……羊毛？”王崇古眼前一亮。

        “不错，正是羊毛。”沈默抚摸着手边一块小羊毛座毯道：“这可是个好东西，用来纺线织出呢绒，有着广阔的海内外市场。前些年，南方不少乡绅地主看到这一点，尝试着圈地养羊，但鱼米之乡也不是什么都能养，羊在南方水土不服，毛的质量和产量都很差，遂作罢。”说着淡淡笑道：“当初我让人给他带话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南橘北枳’的故事吗？同样道理，绵羊也不适合在南方养，我国地大物博，难道找不到合适养羊的地方？”

        “后来他们一打听，哦，原来西北的草原，无论是在水土上，还是在气候上都十分适合绵羊的繁衍。况且这里寒冷的气候也能提高绵羊的剪毛量。”沈默天高云淡的笑着道：“这时候，晋商们打不进丝织棉纺业，也开始打毛纺业的主意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北方出钱出人，南方出技术，双方合作开河套，所以才会怂恿开战，上杆子借钱给朝廷打仗。”他说得简单，其实想想就知道，这背后还不知有多少报纸上的宣传轰炸，谈判代表的反复说合呢。

        但无论如何，商人出钱、朝廷出兵，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谁也不能反悔，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说起养羊来，自然没有比蒙古人更好的牧民，所以在控制河套之后，”沈默大刀金马的坐在炕几边上道：“将由晋商负责，说动蒙古各部落大面积放养绵羊，春天向他们提供粮食、工具、以及必要的生活物资。等到夏天，再以合理价格收购羊毛，这样，一来解决了毛纺业的原料问题，二来，可以给蒙古人解决生计问题，使他们可以专心放牧，不再靠劫掠为生。三来嘛，使蒙古人在经济上依存于大明，其实比任何关系都靠谱，而且双方各取所需，都有利可图，合作才能长久。”

        “这样甚至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王崇古眼前亮道：“使他们成为大明经济的一部分！到时候就算蒙古王公想闹事，都不见得有多少牧民肯跟上。”

        “谁说不是呢。”沈默颔笑道：“而且毛纺织业所需的劳动力，远于农业生产，可以很好的帮你王总督，解决困扰甘陕已久的流民问题。”

        “看来这事儿，属下还得大力支持呢。”王崇古高兴莫名道。

        所谓流民，就是由于土地兼并而失去产业，背井离乡的破产农民。这些人生存状态恶劣，四处游荡，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侵蚀和破坏难以想象。总体来说，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但胆小怕事，忍耐力极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所以大批流民的普遍出现，往往意味着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丧钟长鸣了。

        元末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对此有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建立本朝后，曾三令五申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严惩不贷！’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6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甚至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为了阻止流民在大明萌，使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还制定了‘路引制度’。所谓‘路引’就是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府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然而事情就坏在他手里。朱元璋对子孙的疼爱，造就了世上最恐怖的宗室数量，这些宗室后代在政治上不能出头，就只能追求奢侈的享受，便利用对百姓和地方官府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宗室强占土地，其他特权阶层自然纷纷仿效，文武勋贵、外戚太监、豪绅官宦，一个个互不相让，张开血盆大口，噬咬着百姓的血肉。其结果就是……根据洪武二十六年的鱼鳞册，全国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竟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特权阶层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次全国范围的清丈亩之前，大明已经有七十年未曾丈量土地了，虽然结果还远未出来，但根据赋税倒退，也能知道在册土地又萎缩了一半。

        其实洪武二十六年的八百五十万顷就是个严重低估的数字，除了大量的未垦土地尚未被统计之外，还有大量的田产被特权阶层隐匿。而现在已经太平二百年，人口暴增，山川林地，峡谷平坡，但凡能垦之地都被开，大明的在册亩数……或者说普通农民手中的土地却锐减成这种程度。

        结果就是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佃农，被迫接受地主和国家的双重剥削，丰年尚且不堪重负，一遇天灾，则彻底破产。当辛勤劳作却不能果腹，还要背负沉重的租税和高利贷时，佃农们不得不纷纷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