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远东的活力（1 / 2）

崇祯四年到崇祯七年（1631年-1634年），大明朝迎来帝国黄昏的第一个小高潮，东西南北连番的乱子把整个明廷中枢折腾得yu仙yu死。

        崇祯四年八月，后金军为打乱明军部署，突然包围大凌河城，然后再次玩起“围点打援”的老方法，依次打败从锦州和山海关驰援的明军。大凌河城困守数月，最终弹尽粮绝，一代名将祖大寿杀副将何可纲、张存仁等人后开城投降，开始书写属于他的“两朝贰臣，悖前主，负后主，真个里外不是人”的传奇人生。

        与此同时，驻扎山东的东江镇部将孔有德，在奉命驰援辽东的半道上发起了叛乱.几千饥寒交迫的叛军如疯子一样席卷了山东北部，随后又得到了前东江镇部将耿仲明的配合，里应外合攻陷登州，把大明朝苦心经营的北方军火基地给连锅端掉。

        山东之乱爆发，并持续了三年之久，明廷在四面冒火的危局下依然死撑着调兵遣将拼命镇压，直到把驻防山海关的关宁军都调来，才勉强平息，但如小强一样的孔有德等人依然带着数千死党和大量俘获的军工船匠渡海投降后金。

        孔有德和耿仲明的投降，代替毛文龙统领东江镇的总兵黄龙战死，如触动了什么开关，东江镇的部将人马开始扎堆地跟着往后金跑，尚可喜也正式加入孔、耿的队伍，“东江三人众”的历史阵容算是凑齐，东江镇也走到了它的末路。

        无论平息山东之乱的胜利功劳具体归谁，至少对崇祯皇帝来说，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完败。属于北方心腹重镇的山东被打了个稀巴烂，大量的乱民涌入四周省份，平息了多年的白莲教也在乱民之中死灰复燃。而最让后世唏嘘的，则是苦心主持军火研发制造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政治弃子死于非命。山东叛乱，在大明朝的棺材板上又打进一颗举足轻重的钉子。

        山东之乱虽然损失惨重，但还算是“局部战役”，那从陕西乱入山西的西北农民军才是真正的燎原大火，已经失去了控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几大“名流”终于崭露头角，四下活动，打得围剿的明军顾头顾不了尾。

        从陕西到山西，从山西到河北、河南，然后入湖广、四川……豆子一旦撒开，就借着连年的天灾蝗灾的“营养”滋润，如蓝藻一样不断生长分裂，明末农民暴*彻底没得治了。

        这么多烂事里面就没一点好的吗？也不全是，至少在后世学术界看来，从1629年就开始的《崇祯历书》编纂，多少也算是明末一件值得称道的盛事，但一代科学伟人徐光启在1633年的逝世，又让这种好事添上了若干遗憾。

        崇祯七年末（1634年），《崇祯历法》一百三十七卷终于纂成，在修历过程中，徐光启亲自测候日月蚀，并推荐通晓天文算法的李之藻及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邓玉函等参予其中，堪称近代中国天文历法事业的一次重要发展。

        ……

        1635年1月17日，周三，大明崇祯七年冬月二十九。

        时隔上次席卷两广的小冰河期诡异雪灾寒潮十几年后，琼州府在今天的气温又陡然直下，凌晨时的气温居然直逼零度，即便到了正午时分，气温也不到十度。

        不过此时的琼州府城琼山县南方的定安县，却并未表现出上次如天塌般的人心惶惶，城外的村落田地里反而人潮涌动。

        幸好琼州入冬的气候异常发生在甘蔗成熟之后，今年定安县的上万亩甘蔗田总算安然无恙。上千的农民此时正挥动着砍刀，将小树林般的甘蔗砍掉，然后打包搬上路边的马车，一辆刚拉走，另一辆又准备好了。农场小道的尽头，成串的满载甘蔗的马车正源源不断地朝北而去，送往琼山县的码头等候装船。

        “小心，别压坏了车，多拉几趟不费事！”出门套了件厚袍的中年男子，在一大片甘蔗田前来回招呼着，生怕农户们一个贪心多搬了几捆甘蔗，让已经岌岌可危的马车散了架。

        “黄管事，今年的甘蔗品相不错啊！”一个老农毕恭毕敬地守在中年男子身边，摸着花白的胡须，笑眯了眼。

        抚摸着新鲜甘蔗的收割断面，那指尖黏糊糊的感觉让中年男子渐渐露出笑容。今年的甘蔗还是糖色十足，而且每亩产量达到了35担（每约60公斤），南海商号就算再挑剔也不敢把价格压到每担两钱银以下。

        要说定安县第一大族黄家，在四年前可是非常抵触南海商号那个年轻掌柜圈占土地的行为，以为对方要抢本地的土地和劳力，无奈对方有琼州州府衙门撑腰，弄得黄家是敢怒不敢言。

        眼看着就要被外来的强龙给压下头，黄家打算暗中联络本地的多家地主士绅煽动农户闹事，结果没过多久，南海商号居然主动找上门来，将已经收购走的土地以无偿承包的方式，和定安县的士绅联合置办甘蔗种植场。

        “改垦新田、联产联营”，就是南海商号在赵明川的指点下，仿造华美进行的集约化大农场农业模式。佃户或自耕农以做工或承包的形式参与其中，规模化经营和统销，单位综合成本将远低于传统的精根细作家庭小农经济农业模式。

        定安县本地士绅负责招人组织耕种，南海商号则出地出技术负责收购，上万亩地只准种那种南洋运来的甘蔗苗。按照协议，每担甘蔗根据当年的品相，出价两钱到三钱银不等。据说一亩南洋高产甘蔗田，每年能产出至少30担的甘蔗，意味着最少都是每亩六两银子的收益，这比种粮要高出好几倍。

        虽然甘蔗种植在16世纪末已经进入大明，而且闽粤等地也有一定的种植规模，糖贸易也颇为兴盛，但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集中种植，而且还是免费提供土地。难道南海商号嫌自家的银子太多了？初一听，黄家几乎没人相信。

        带着种种疑惑，黄家作为“代表”被当地的士绅推了出来，第一个尝试了这种奇特的集约化农场承包合作模式，组织了自家两百来户佃农忐忐忑忑地下了地，结果第一年的收获就让黄家上下吓了一跳。

        第一次试种的琼州农户们还摸不透这种高产甘蔗的脾气，但一万亩甘蔗田还是足足收获了30万担甘蔗，而且据老农户们观察，这种甘蔗田的日常打理伺候比精根细作的稻田要简单不少。

        明珠岛的糖厂开给南海商号当年30万担甘蔗的收购总价达到了14万两白银，拿到钱的刘耀禹二话不说，将其中76000两白银干脆利落地就转到了黄家。为黄家做了一年农活的两百户佃农，扣掉摊在头上的各项官府税钱，每户都分到了五十多两，几乎是往年最好年景的四到五倍的收益！再扣除掉杂七杂八的开销和统一购入的昂贵的南洋肥料，黄家人足足盈利了6万两银子，想起来就跟做梦一样。

        这还是第一年不太熟悉的行情，这下整个定安县的士绅和农户都疯了。黄家的老头子族长是笑得合不拢嘴，迅速和南海商号签订了二十年的承包合作合同，其他士绅家族更是各种羡慕嫉妒恨。据说就连在一边看戏的定安县令都惊动了，往年根本就不指望这里有啥田赋收入，这回好说歹说地对当年的田税提出了与往年截然不同的算法，“威逼利诱”下，每亩甘蔗田加收了黄家三钱银的田税，又抽走了三千两白银。

        虽然肉疼，但黄家岂能不知道这是保住自家吃“独食”的最好机会？何况这南海商号背后的后台可是当地县令都必须巴结的琼州府衙门。

        黄家是发达了，死死抱着南海商号的大腿是不放了，其他定安县地主士绅也蜂拥到了琼山县城，和那个叫刘耀禹的南海商号年轻掌柜谈起了合作意向。南海商号也豪气，几乎全部一口应承，但要求不得阻扰南海商号收购整合定安县的荒田废地，然后再联合承包种植。

        虽然不满对方仗着有后台肆意圈占定安县的周边土地，但耐不住诱惑，于是几番挣扎后，定安县的剩余士绅干脆在南海商号的建议下，也联合起来凑出了一万亩利于集中管理的田地，然后签订了建立甘蔗大农场联营种植统销合同。

        这种甘蔗农场种植的风潮，从定安县蔓延到了周边诸县，截止崇祯七年底，整个琼州府已经拥有三万多亩甘蔗田，做工农户超过一千户，年产至少90万担甘蔗。每年南海商号支付给琼州士绅的甘蔗收购银就超过20万两！琼州地方官府也每年从中抽取了上万两的“杂税”。

        不光是甘蔗，南方崖州的三万多亩棉花也早就在当地士绅的联合集约化经营下成为了不亚于甘蔗的农业收益项目。利于海岛棉种植的崖州地界，因为曾经更加贫穷，当地的士绅势力较弱，南海商号和州衙官府的强势合作迅速站了上风，让棉花农场种植推广进行得更加顺利。

        虽然南海商号通过向明珠岛倒卖工农业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刘耀禹和赵明川一开始就知道将要在琼州面临的真正困难是什么。无主的荒田倒是可以轻易到手，但却需要人力来耕种。别看琼州地广人稀，士绅势力较弱，但却和其他大明州府完全一样，本地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依然被地方大族掌握着，如果不让他们“放出”手里的劳力，那南海商号依然寸步难行。

        就在各家各户热火朝天地收割甘蔗的时候，距离儋州昌化县以东数十公里的金牛岭山麓中，大约百余人的黎民百姓正肩扛手扶地进行着艰难的修路工作，在通往金牛岭矿区的十多公里山道上，这样的修路队伍还有若干支。

        此时的海南石碌铁矿还未真正命名，不过在华美“地质学家”弗雷的带队考察下，不光是石碌铁矿以及附近的铜矿资源露出真容，在儋州西面的长坡村也成找到被誉为海南第一的富含油页岩的露天煤矿（油页岩探明储量占全国近8、单矿储量全国第一）。曾经汉民、生熟黎矛盾最深的儋州恍然一夜之间成为了琼州的聚宝盆。

        深居内陆山地的生黎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以往能从熟黎或汉民手里换点粗盐、铁锅都是极为艰难的事，这也是当地矛盾已久的根源所在。为解决这些民族矛盾，南海商号在琼州官府的支持下，全盘接过了和当地生黎的互市，以贸易为切入点，开始进行长达数年的渗透。面对雪白的华美精盐、棉布和崭新的铁器，当地的生黎村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王朝在琼州奉行的生黎区封锁政策，这次终于有了改观。

        发生在多年前的琼州黎民暴动，在明朝地方的镇压下，儋州一带的生黎同样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如今金牛岭一带的生黎村落数十个，但加起来人口还不过数千人。几年下来汉黎关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要真正开发儋州的铁矿和铜矿，就必须深入金牛岭山麓。

        虽然都是露天矿层，但原始的山地森林让大规模开发几乎不可能展开，就算本地的生黎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人力背矿出山，一年也不过数百吨的产量，完全没意义。所以修建一条通行金牛岭山麓矿区的道路，成为了南海商号乃至幕后的东方实业公司的最大难题。

        儋州本身因为大规模的“改垦新田”陷入了劳力不足的境地，所以仅靠本地那些拿着一天一钱华美精盐“工资”的数百生黎百姓来开路，天知道猴年马月才能通行。

        ……

        1635年1月20日，周六，大明崇祯七年腊月初二，大寒。

        三十多艘一看就知做工精良的硬帆战船，由北而来，缓缓驶入了大明大员宣慰司北部鸡笼堡，似乎看到了堡墙上挂起的某个信旗，船板才刚刚放稳，一位身披甲胄的男子就迫不及待地跑上岸，左右小心查探一番后，又三步并作两步地朝码头一边的某座修造坚固的建筑跑去。

        “嘿嘿，让孙先生久候了！”张建业毕恭毕敬地对着眼前留着两撇短须的中年男子弯腰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