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 喀尔喀蒙古的危机(1 / 2)
1733年6月17日,科布多,定边城(今外蒙科布多市)。
大秦定北将军、漠西都护府都督彭丰年站在城头上,面色穆然地看着城外纵马提刀的喀尔喀骑兵,不断呼号叫嚣,极尽挑衅,手按刀柄,不发一言。
“大都督,这些蒙古鞑子如此嚣张,不如开炮轰他娘的!”副将姜士煌愤愤地嚷嚷道。
“城中炮子、火药库存可多?”彭丰年瞥了他一眼。
“……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足够轰它一阵子。”姜士煌摇头说道:“若是,任由这些鞑子在城下这般肆意挑衅,末将担心军中士气……”
“为将者,不可因怒而兴兵。”彭丰年说道:“定边城虽然城小墙矮,但也不是这些鞑子所能轻易攻得下来的。车登扎布此贼起事作反,已愈两个月,朝廷得讯发兵赶来支援,至少又得两个多月,所以,城中军械粮秣若是能省,就省一点,也好我们能多支撑一会儿。”
“大都督……”姜士煌一想到城中所剩不多的粮秣物资,眼神为之一黯。
“再坚持坚持,总要熬过去的。”彭丰年叹了一口气,轻声说道:“若是粮秣消耗殆尽,说不得就要学学前唐睢阳之例了。”
“……”姜士煌闻言,惊愕地看向大都督。
前唐安史之乱,张巡为阻挡叛军南下,固守睢阳,曾食人三万,从而阻叛军十个月而未克此城。
大都督之意,竟然为了坚守定边城,也欲尽食城中妇孺老弱?
这该死的蒙古鞑子,把爷们都逼迫到这般险境了!
自大秦征服喀尔喀蒙古部落后,便将偌大的一片草原强行划分为六部,六部之下,又册立若干部落小台吉,以此对整个喀尔喀蒙古部族加以分化瓦解。
同时,大秦朝廷还在喀尔喀蒙古筑城修垒,移民屯边,设立两大都护府,派驻镇守军对整個喀尔喀蒙古加以监管。
截止到乾元四十八年(1730年),大秦在喀尔喀蒙古迁移汉民累计三万余,主要分布在定边城、靖远城(今外蒙乌里雅苏台市)、遂宁城(今外蒙乌兰巴托)、抚北城(今外蒙西乌尔特市)等水草丰茂地区,以军屯为主,半耕半牧,勉力支应地方所需。
不过,汉人移民的到来,毕竟侵占了原喀尔喀蒙古部落的土地和草场,引得当地部落王公是大为不满。若非大秦兵锋正盛,而喀尔喀各部势力分散,各自为政,难以硬抗,否则早就掀桌子闹将起来。
后来,大秦开始对准噶尔连年用兵,除了轮番出动精锐的大秦新军和陕甘镇所兵外,还频频强征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各部骑兵随同前往,但有不从,便以附从准噶尔的名义,加以征讨剿灭,囚其王公,掠其部族,分其领地,迫得喀尔喀诸部不得不屈服以从。
同时,本着就近补给的原则,大秦还大肆征用喀尔喀诸部的马驼牛羊,使诸札萨克牧民生活愈发困苦,几欲无法维持。
尤其是临近西域的科布多诸部,不仅出丁最多,而且征用的物资更甚,让该地部落王公、台吉叫苦不迭。
乾元四十九年(1731年)六月,北庭都督府为了彻底鼎定西北局势,覆灭准噶尔汗国,冒险进兵巴尔喀什湖,结果遭遇一场重大失利,损失兵力四千余,马匹骆驼一万余,不得不退守伊犁。
是役,科布多乌兰部台吉达玛琳及所属骑兵六百余,为全军殿后,尽数覆灭,惹得部落首领车登扎布甚为愤怒,对大秦渐生反意。
此前,乌兰部就因为与盘踞在科布多北方(今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清虏余孽私相交易,倒卖茶叶、铁器、火药等禁用物资,遭到朝廷的几次严厉警告,并予以罚没领地、查抄非法走私货物和资金的惩处,已然使得该部有了不满秦朝之心。
乾元五十年(1732)五月,为了补充北庭都护府的骑兵力量,大秦朝廷勒令喀尔喀诸部再行提供三千骑兵前往军中效力,而乌兰部则又被分配了三百骑兵的名额。
此举顿时引发了乌兰部的强烈反应,再这般无穷无尽地征丁下去,不到六千帐的乌兰部怕是要被榨干最后一滴血!
于是,乌兰部首领车登扎布公然拒绝了秦廷的征召,并利用自己在阿尔泰乌梁海和汗哈屯乌梁海的影响及威望,开始积极联络喀尔喀诸部王公首领,进行彼此串联,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大秦的强征壮丁行径。
他不失时机到处派人送信给喀尔喀诸札萨克,策动反秦,宣称大秦连年征战,以蒙制蒙,在攻伐准噶尔的时候,纯粹是拿他们喀尔喀蒙古诸部为炮灰,不仅出人,还要提供无数的牛马牲畜,极大地拖累喀尔喀。
喀尔喀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原大清时期,向来不会治罪,大家的日子虽然比较清苦,但都比较自由,可以任意处置部族内部自己的事务。
可现在倒好,大秦朝廷不仅在喀尔喀蒙古筑城修垒,还迁移大量汉民来到草原,跟我们部族争抢草原和土地。
他们还以两大都护府的名义,对喀尔喀诸札萨克的事务进行干涉,稍有不从,便会剥夺领地和部族,这日子过得也忒不自在了。
既如此,大家干脆联合起来,将汉人逐出草原,恢复昔日诸部自治的秩序,大家重新过上那种无忧无虑且自由自在的生活。
车登扎布的宣传迎合了土谢图汗部为首的喀尔喀诸札萨克对秦廷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哲卜尊丹班珠尔、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的同情和支持,另外旺沁多尔济、贝子朋楚克、公丹拜及阿雅喇等有影响力的众多台吉、诺延也纷纷附和响应。
在这种形势下,车登扎布于今年二月,寒冬大雪,道路不通之际,以喀尔喀诸部联盟的名义尽撤通往阿尔泰和漠南所有驿站喀尔喀兵丁,使得整个喀尔喀蒙古与漠南和西域之间的联系全部中断。
到了四月中旬,冰雪尚未完全融化,车登扎布利用喀尔喀举部反秦的高涨情绪,分路攻打了定边城、靖远城、遂宁城等都护府驻地,一时间使反秦战火燃遍了喀尔喀各地。
在车登扎布等诸多蒙古王公首领的煽动下,广大牧民中也纷纷群起响应。蒙古骑兵向各地的汉人军屯点和汉商发起了攻击,他们肆意屠戮汉民,抢夺了财物、家畜。
甚至有许多自发的起事的小股牧民武装,他们攻打地方衙门,杀死当地汉人官员和商人,其目的除了为得到急需的生活物资外,还想以此契机摆脱欠汉商的种种债务。
长期的游牧生活和藏传佛教思想的熏陶,使得此时的喀尔喀蒙古部族,不仅缺乏改变环境的动力,也缺乏改变现状的欲望和经济头脑。因此,在与内陆汉人移民的利益交往过程中,经常稀里糊涂地吃大亏。
“土货以酒为大宗,蒙人以其牛马皮革来市,汉商收买之后,鲜有给予现款者,必多方劝其购置他物,重利盘剥,殊不合商业正轨,而获赢之厚,远非内地所能及者”。
一言概之,在此时的蒙人心目中,汉人成为“狡诈”和“贪婪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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