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南京（2 / 2）

“划江而治自然是不会，应当会是安史之后的格局。”王应熊说道：“我朝的制度，万事皆出于中枢，地方要练兵，则兵额需要经兵部核准，若要募金，则要从户部的夏税秋粮之中截取，万事都绕不开六部。但这个局面若要应对这内忧外患是不行的，这地方的权柄定然一日胜过一日，那个时候便是藩镇节度的局面。”

杨渊对此深以为然。

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国家，集权程度越深，往往就意味着效率越低。但是你一旦放权，就有可能面临地方上尾大不掉的情况。

以唐代为例，唐朝的中枢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面对的是三百五十多个州郡，也就是三百五十多个下级部门。

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余留，也是人口繁滋带来的必然问题。

仅仅靠三省肯定是管理不好这三百多个州郡的，更别说下面的那些县了。

而伴随着唐代的版图渐入极剩，来自边防的压力也就更大。

南诏和吐蕃威胁四川，吐蕃又对青海、西域、陕西产生威胁，契丹、奚人威胁辽东、河北，如果地方州郡什么事情都等着中枢的命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节度使、营田使、采访使等等官衔应运而生。

这种变化是应对政治形势改变的一种必然。

杨渊觉得如果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或许会出现王应熊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也就是遍地皆是地方藩镇集团。

不过杨渊觉得王应熊的这种想法在如今很难成为现实。

主要是崇祯天子朱由检的那个用人习惯，基本上过个两三年就会将地方主官换一次，不是捕捉下狱，就是被他动手弄死。

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地方派系头目的人刚刚熟悉了地方的情况，然后就被干掉了，从某种意义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再加上巡抚、巡按之间大小相制的格局很难破除，地方上面很难形成合力，王应熊的想法在崇祯死之前是不可能了。

“只有汉中与成都还不够，”杨渊看着王应熊：“襄阳那边也应该有所筹谋，不然终究难成格局。”

“这些都太远了。”杨世禄看了一眼杨渊：“舅兄，川中流寇作乱，摇黄搅得四川一日不得安宁，这才是心腹之患啊。”

王应熊摸摸胡须看了一眼杨渊。

“所以你那乡兵远远不够，至少要有六千才行。”

“六千？”

杨世禄赶忙摇头：“仅仅这六百人，一月都要费不少银子，五千是……”

“你是汉羌兵备副使，练个五千人还算是事么？”

王应熊看着杨世禄：“哪怕是家财散尽，也要抓紧练出来，我到了重庆之后，就着手为你募饷。”

杨渊心底算了一下，若是编练六千人，按照现在的待遇，那一年便是将近十二万两，这还不算铠甲兵器上面的花费。

即便王应熊在重庆那边能筹出钱来，恐怕也填不进这个窟窿里面。

这事可要自己费些心思。

祠堂里面王应熊将想法讲明白，也算是与杨世禄揭过了过去的恩怨，只是日后的路怎么走，杨渊觉得却未必能如同王应熊所料想的那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