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年世兰(26)(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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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佑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着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苏轼于宋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裔。苏轼之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苏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曾以东汉名士范滂的事迹勉励其砥砺名节。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佑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苏轼像当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和小试官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皆不知此句出处,便将他从第一降至第二(一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苏轼谒谢,梅尧臣问苏轼此句出处,苏轼回答是《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回去查,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翌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洵试秘书省校书郎。嘉佑六年(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九月,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温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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