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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家离律师事务所很远，那天的三环路又出奇地堵，我花了近两小时的时间才到达那幢大楼。

进了电梯，按下12这个数字我才想起来，自从肖哲生日那天，我加班到深夜从这里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一直都没告诉阿南我被律师事务所辞退的消息，不知如何开口，怕的是他为我担心。其实比这更让我害怕的，是方律师就此看扁我。若不是夏花的病，我早就第一时间来事务所解释一下那个晚上丢下洛丢丢的来龙去脉了。

工作丢了不要紧，我只想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

出了电梯，我径直走向方律师的办公室，敲了两下门，无人应答。但门没关，我只是轻推了一下，它已经自动咿呀而开。

我探头看了看，没人，只看到桌上放着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开水，看样子他只是暂时离开。我在门口等了一小会儿，发现其他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走廊里也无人经过。我想了一下，走进办公室。我的电脑就放在外间的助理办公桌上，多日不用，积攒了一层薄薄的灰，我拿张餐巾纸简单擦拭了一下，将它装进电脑包。正要转身出来，想想不妥，又折回到桌前给方律师留了个纸条，怕他看不见，我把纸条压在他的杯子下面，就在我低头的一瞬间，忽然我看到一根彩色的鞋带，从墙角的办公桌下面伸了5公分左右出来。

鞋带是橘红色的，这颜色看上去非常眼熟。没错，LV波板鞋——虽然我一直对名牌毫不感冒，但这么特别的鞋，我只记得有一个人穿过。

这个洛丢丢，真是阴魂不散。

只是，她神秘兮兮地躲在那个鬼地方干吗？

我决定对她的存在熟视无睹，因为很显然——其一，她躲在那里是为了不让人看见；其二，她躲起来不想让人发现一定是想干或者已经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其三，不管她想干吗或者干了什么，都与我再无干系。我现在，连个实习助理都不是了。

所以，我抱着我的电脑，装作一无所知地走出了办公室，出门前，还不忘体贴地替她把门拉上。

下了楼没走两步，竟在停车场边上看到方律师。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在我离他还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我，我当然只能走上去打招呼。

“马卓？”他诧异地问：“什么时候来的？”

“我去您办公室取我的笔记本电脑来着，见您不在，留了张纸条。”

他笑笑说：“我还以为你生气，电脑也不要了，打过你一次电话，是关机。”

“我换号码了。”我说。

“年轻人抗击打能力要强，不要说几句就受不了。”方律师说，“而且上次那件事我了解过了，好在洛丢丢也没出啥大事。都过去了，你也不必想太多。”

“谢谢方律师。”我说，“我的新电话，留在纸条上了，如果还有需要我干的杂活，您尽管吩咐我。”

“好啊。”他说，“过个好年！”

我看了看身后的大楼，对他说道：“那您忙，我先走了。对了，您以后要不是在办公室，最好还是把门锁好。”

“好的，再见。”他措辞礼貌，但语气已明显表达出不愿与我多聊。我识趣地转身离开，一路快步走到公车站台，直到公车的门合上，车开始启动，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问自己的内心，其实暗地里是希望他可以留住我的。但他对我礼貌的拒绝和客气，是我不能回避的失败。公车摇摇晃晃，回想起以前每次坐这路车回学校的时候，内心怀揣的更多是理想和抱负——我在京城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我在替京城最知名的律师当助理，我成绩优秀，吃苦耐劳，我有着多么蓬勃的理想和蠢蠢欲动的美好将来。而现在，一切稍纵即逝，我只能看着公车外昏暗无比的天空发呆，加上车上的移动电视里播送着寒流来袭的通知，间夹着准点新闻以及各大公司倒闭的传闻和各路财经评论员七嘴八舌的议论，让我的心情真是糟到不可形容的地步。

深冬，末日气息在空气里肆无忌惮地翻滚，春天遥遥无期。被辞退也没什么不好，金融危机，大家都躲不过，到最后，我只能这样无力地安慰自己。

回到家，开门的人是肖哲。我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他，他把头发剪得出奇得短，脑门又大又亮，大概是屋内暖气温度太高，他的额头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但他浑然不觉。

“等不了你，我们先吃了。”他说。

我在餐桌旁坐下，问他：“我爸他们呢？”

他说：“吃完散步去了。”答我问题的时候，他并不看我，而是捏着一大把筷子，皱着眉头，沉思不已。

我忍不住问他：“你盯着筷子能看出个啥？”

“我在研究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一只手最多可以拿几根筷子，你知道吗，很神奇——左手和右手是不一样的。”

好吧。

他却不肯罢休，做出最雷人的动作，跑到我面前来兴高采烈地拉起我的手腕，催促我说：“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