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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北京，温度已接近零下10度。

走出办公楼，我没注意地面的冰雪，脚底一滑。幸亏走在我身后的方律师拉我一把，我才不至于摔跤。

“马卓，我送你吧。”方律师说。

尽量不麻烦别人是我的宗旨，但现在公车地铁都没了，这么冷的天，就算打车估计也要等上好一阵子吧。我正在犹豫，忽然就看到了站在马路对面的肖哲。尽管他戴着一个厚厚的雷锋帽，脸挡住了一大半，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站在一根电线杆的旁边一动不动，好像在和它比赛谁能更直一些。在他左脚边上，放着一个安安静静的生日蛋糕。

他应该是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他维持这种“另类麻豆”造型到底有多久，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被冰冻了，以至于智商思维统统归零。

“谢谢你。”我对方律师说，“我可以自己回的。”

“有人接，我就放心了，明天见。”方律师的眼光望向马路对面，了然于胸地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

我一路小跑到肖哲面前，抬起头看他。雪花不知何时细细地飘起来了，路灯下，肖哲的眼神显得空洞而又奇怪，像是被谁念了什么跟立定术有关的咒语。

“喂！”我用力推他一下，大声向他喊，“发什么呆呢！”

他还是不理我，我就知道他又开始犯病了。不用说，一定是埋怨我忙得太晚了，没能和他一起庆祝生日。

“今天好多事情，所以一直加班到现在。”我伸出一只手替他把地上的蛋糕拎起来，另一只手拖住他说，“我们快去路口打车吧，快要冻死了！”

他挣脱我，闷声闷气地说：“你真的是加班吗？”

“你以为呢？”难不成他以为我在办公室唱卡拉OK？

“为什么要加到这么晚？”

“没忙完呀。”

“都忙什么呢？”

“肖大律师，”我没好气地说，“我都工作一天了，你能不能不要再审问我了？”

“你骂谁呢，”他说，“可别叫我律师，我最烦律师。”

我瞪他一眼。

“那个人，我看不顺眼。”他终于说到正题上，“没事拍你肩干吗，动手动脚的人最没修养。还有啊，我见过实习的，没见过像你这样实习的，小心别人打着工作的幌子……”

我没等他说完，把蛋糕放回到地上就走。我最烦他喋喋不休的时候，肖哲从来就是一个电台男——像一台冰冷的收音机一样不厌其烦地兀自播放，以为这样就叫沟通了。更关键的是，既然见面只想教训人，他何必这样深更半夜天寒地冻等在这里！

“马卓！”他在我身后大声喊我。

我没理他，不给他点颜色看，他说话永远都不知道轻重。

“马卓同学！”他又喊，但语气明显委婉了许多，“你又错过我生日了，难道连句道歉也没有么？”

我走回去，扬起手腕上的表对他说：“你看清楚了，11点55分，你还在过生日，大寿星，对不起，生日快乐，OK？”

“我来不及许愿了。”他焦灼地说。

我弯下腰，三下两下替他拆开蛋糕，找到蜡烛插上，问他：“有火不？”

“有必要这么前卫么？”他一面充满怀疑地问，一面却很配合地蹲下身来，掏出打火机递给我。

我把蜡烛点燃，他不看着蜡烛，却偏偏看着我的脸，小声夸我说：“你总是这么有创意，佩服。”透过他厚厚的眼镜片，我发现他的眼底有一层浅浅的灰，嘴咧着，活脱脱像一只青蛙。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快点许愿啊，过了12点或许就不灵了。”

“许什么好呢？”他把他的雷锋帽取下来塞进怀里，双手合十，闭上眼，叹口气说道，“好像每一次许愿都是许这一个，就是不知道哪一天能真正实现。是不是应该趁早换一个，才算是聪明呢？”

可是，还没等他说完这些又长又唠叨的自问自答的话，一阵疾风已经迫不及待把蜡烛给抢先吹灭了。

还好他没注意，估计正沉浸在他那些美好的愿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