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1 / 2）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本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书第一页是孔子像，旁边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字，是父亲的笔迹。还有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等一共12人。

                  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他只是凭良心替同事讲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他被赶出县中医院，带着我来到大山深处的三山坳村，当了一个乡村医生。我考取北京中医学院那年，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吼了一声：“苍天有眼”就一头栽在地上。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省里，在卫生厅办公室工作。本来我想去中医研究院，厅长马垂章点名留我，并破例分给我一间房。以后我常常同办公室的丁小槐斗心眼，可每次都是我吃亏。到年底丁小槐对我客气起来，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又请我吃饭。过了元旦他提到评优的事，希望我提他的名，我答应了。事后同事小莫说我是老好人，我说：“反正只是个臭虫屁大的事。”

                  厅里要对全省的中药市场进行整顿，关闭一批。我和丁小槐去吴山地区调查。马塘铺市场假药泛滥，可那是马厅长的家乡。回来我把情况向药政处做了汇报，可丁小槐却对黄处长说材料不准确。我心里憋得痛，丁小槐指鹿为马我忍不住把事情告诉了厅里的老办事员晏之鹤，他劝我要学聪明点。

                  厅里花三十万买了一台进口新车。我觉得厅里车够多了，也不定每个厅领导都得有一辆车，一辆车一年要耗几万块钱呢，这样花钱对不起那些无助的病人。在一次支部民主生活会上，马厅长说道：“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受到鼓励就把小车的细账算了，没提到任何人。马厅长说：“大家讨论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就走了。接下来大家都批评我，连关系最好的小莫都说我的不是，我万料不到事情竟是这样一种结局。晚上小莫又偷偷来我宿舍，请我原谅，说：“今天说了违心的话，我没有沉默的权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几天马厅长在全厅大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有些片面性，缺少全局观点。”不久以后我就被调离厅办公室，到中医学会去了。女朋友知道这个消息，断然与我分手。

                  在中医学会一呆就是四五年，我结了婚，妻子董柳是市五医院的护士。婚后，董柳搬到我这里，过了一年，董柳怀孕了。我想想她每天拖着身子挤车上下班，可怎么行我想把她调到离厅里不远的省人民医院来，但要我求人，可难于上青天啊我逼着自己去找孙之华副厅长，孙副厅长要我去找省人民医院耿院长。我把董柳挤车的危险对耿院长说了，告诉他前几天董柳还被挤下车摔了一跤。他说：“真的如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陪笑着退出来，心里想着，惨啊，惨孩子生了下来，取名池一波。董柳奶粉啊等都要买最好的。家里几乎每天都火烧眉毛等钱急用，这也改变了我对钱的感觉。岳母来带一波，我到行政科去想讨一间房，没讨着。岳母就睡在门边的小床上，中间拉上一道布幔，我别扭得要命，可没办法。丁小槐提了办公室副主任，搬出筒子楼住套间去了。

                  一波三岁该进幼儿园了，董柳想让他进省政府幼儿园。我想尽了办法进不去，可丁小槐的儿子进去了。董柳气得滴泪。后来是董柳在外经委当经理的妹夫想了办法，一波才进去了。我叹息自己无能，手中没东西，人家凭什么要照应我按部里的布置，厅里抽人去湖区搞血吸虫调查，我也去了。在去之前的会上马厅长说：“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成绩是很大的，大家要珍惜厅里的荣誉。调查在选址抽样方面做了精心安排，结论是发病率略有下降。”我知道数据不可靠，可我的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我不能说。回到厅里我心里很不安，那些病人太苦了也太无助我写了真实情况想匿名寄到北京去，被董柳发现，撕碎，烧掉了。

                  “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问题是董柳提出来的，我感到绝望，急得心里发痛，这六七年干什么去了责任啊良知啊人格自尊啊，那是谁都可以讲的越想讲自尊就越没自尊。

                  后来，马厅长的孙女呕吐脱了水，到省人民医院输液，几个护士都太紧张走了针。马厅长夫人沈姨大发脾气，听说董柳技术好，深夜派车接去，一针就打中了。沈姨留她在病房陪了几天，主动提出把她调来省人民医院。多年的愿望一下子实现，董柳哭了。

                  中医研究院原院长舒少华要我去他家。他拿出一封打印好的信，是写给省委的，上面列了马厅长七条罪状。有五十多个人签名，好几个是大名鼎鼎的专家，他希望我签名，我说要跟董柳商量一下，回来就把事情跟晏之鹤说了。晏之鹤建议我当晚向马厅长汇报，我急得直甩脑袋说：“啊呀呀呀呀呀我真做不出，这算不算出卖呢”我耷拉着头痛苦不堪，心中非常清醒，晏之鹤是对的我马上去了马厅长家，把事情说了。马厅长说：“七条罪状，你怎么看”我说：“欲加之罪舒少华他不是针对哪个人，是想搞垮我们的事业狼子野心”马厅长布置我去做几件事，我连夜就做了。第二天舒少华的阵线就崩溃了，签名的人纷纷找到马厅长表示忏悔。马厅长安排我报副高职称，又参加博士考试，都通过了。年底厅里下了文，调我到医政处当副处长，房子也搬套间了。想想这一年的变化，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工资涨了，博士读了，我说话也管用了，真是天上人间啊不久，我由马厅长提名，被任命为副厅长，分管中医研究院。在研究院两年多，我主要做的事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我是董事长。事前董柳在柜台交易中收集了四万多股，开市那天抛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你对厅里工作有什么想法”马厅长问我几次，我有了一种预感。终于有一天马厅长对我说：“省里找我谈了话，过六十岁一刀切。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几乎要落泪说：“马厅长，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厅里的既定方针贯彻到底”回去我把消息告诉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马厅长想在退位后到省人大谋一个位子，我说：“人大里面应该有我们的声音。”省委召我去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马厅长的话大家都服从惯了，我想有点改革，不要受干扰，还希望省里支持。”回厅里我建议马厅长离任后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他去了我就好办事了，我感谢他，可我不想因感恩当个傀儡厅长啊，年底我回到了三山坳，在父亲坟前久久伫立。父亲，你相信人性，相信公正，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我，却在大势所趋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走上了另一路。那里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我因此放弃了准则信念，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在坟前跪下，把父亲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复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在门坎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面才能分辩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了，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稽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侯，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了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辩认看了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青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了望。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合算的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帮，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它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就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升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枝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作日子，把自己当作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一边把白天了解的情况作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就没了下文，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