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与新青年的进击之路（2 / 2）

                  “文化输出”并不是“文化侵略”，它不是强制性的，也不需要生硬的推广和说教，那只会招人反感，起到反作用。

                  做好“文化输出”首先是要有文化自信，你得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好的，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棒的，相信网络文学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么它才能有“输出”的可能性。

                  同时，再好的东西也需要用别人理解的方式来打开，不能“鸡同鸭讲”，这就需要世界通用“技巧”和“叙述语言”。好莱坞在这方面做的是极为成功，迪斯尼从世界范围内甄选“公主”，“花木兰”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学形象已经成为其注册商标。

                  很多人觉得网络文学行文太YY（即意淫），言语太白烂，缺少文学性，属于“文化快餐”，诚然这是它在文学经典性上的不足，但我们可以说美日韩那些强势的娱乐文化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缺点，但它们为何就赢得了国人乃至世界的喜爱呢？据中国票房网（http://www.cbooo.cn/m/670808）迪斯尼旗下的漫威影业出品的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内地票房42.38亿元，全球票房27.96亿美元。

                  票房虽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但至少能说明一部分问题。

                  我们太执着于“批评”和“审视”的目光，而选择性的忽视了“娱乐文化”本身的强大魅力，如果还执着于“教化欲”和“道德感”，可能我们会在未来的世界性文化竞争中，持续的处于“文化价值洼地”的尴尬地位。

                  在对待“文化输出”“网文出海”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承认网文确实存在着自身的诸多问题（内容雷同、千篇一律为最主要问题，其次便是盗版和抄袭严重，此外，作品缺乏文学性和思想性、存在三俗问题等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和读者反馈网络文学剧情套路化，人物模式化，充斥着打怪升级、练丹修仙的主题。以上引自《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但它确实也是非常好的对外输出的娱乐文化方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网文作为IP源头进行的改编可能也是极为有效的“文化输出”方式，比如游戏、影视、动漫等。（根据《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披露超过八成读者会关注网文改编成的影视剧、动漫或音乐等衍生品。在关注的读者中，又有超过八成读者愿意为其衍生品付费，近半读者愿意为网文改编的影视剧付费。）

                  网文的出海之路还刚刚开始，还仅仅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流行，在欧美日韩等地尚处于“筚路蓝缕”的阶段，但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的大背景下，网文的基础还是很厚实的，具备“文化输出”的可能性。

                  三、传统的和当下的

                  自1840年以后，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反复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这个国家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先人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糟粕，在过去的上百年历史中，我们反复的对历史的积淀进行洗练，希望能弃其糟粕留其精华，但客观的讲，过去的工作似乎成效不显。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我们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甄别，导致了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喊口号，是在空洞的说话，大而无当。

                  笔者的同学张博士是中科院的博士生，从小到大没少挨家长的打，他对“体罚”这一“祖传项目”是深恶痛绝的，对“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是极为不认同的。然而在他成家有子之后，笔者问他现在对孩子调皮是怎样管教的，他一脸无奈的说：还能咋样，讲道理又讲不通，只能打呗。

                  当下的社会“国学热”兴起，《弟子规》等老物件又摆到了台面上，套上“三从四德”枷锁的“女德班”也开班了,且不谈教育本身的问题，整个社会对“传统”是怎样认知的，过去留下的东西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恐怕是众说纷纭，缺乏共识。

                  我们现在的娱乐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要走向世界，成为“文化价值高地”，除了要有公认的东西，为了要站得住脚，你还要有你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行，也就是说你既要有世界性的也要有民族性的东西。而这民族性的东西，光看现在，光靠当下是肯定出不来的，它应该是植根于我们深厚的历史土壤中。

                  三妻四妾好不好？忠臣孝子位置怎么摆？对过去的东西是否要解构？用当时人的视角还是当下人的视角去看待，去还原过去？文艺创作者恐怕内心里也是矛盾的。这些问题不辨析清楚会影响到创作者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最终会影响到作品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过去十年里比较流行的日本动漫：《火影忍者》写的是日本传统的忍者，《境·界》里的是“斩魄刀”（武士刀），《银魂》里讲的是武士，《航海王》里讲的是海贼的故事。虽然日漫里讲故事的手法是通用的，但这些IP里展现的鲜明的“日本传统文化”，确实是其最具有独特性的地方。日本过去的东西也不总是好的，但在创作者的笔下，它们都进行了“扬弃”，才能够在国外流行，才能够作为“朋友”一样陪伴着一代人成长。

                  我们知道世界上做三国游戏最好的是日本的光荣公司，它的“三国志”和“三国无双”系列让很多中国玩家如痴如醉。三国是中国的三国，是中国的魏蜀吴，为什么是一家日本公司做的那么好？原因自然是有很多，但我想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日本对于过去“传统”的尊重和对当下“游戏”的热爱。当我们还在讨论游戏是不是毒草，传统是不是能“改编”的时候，别人已经做了，而且做的越来越好，远远的把我们甩到了后面。当我们现在仰望日本的动漫产业的时候，似乎想不起曾经影响了宫崎骏一生的动画片《大闹天宫》。

                  曾经我们“砸乱孔家店”，后来我们又建设“孔子学院”，对于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我们是否也进行过辨析，是否也有过定论？笔者认为是没有的，至少是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可“混乱”也是同期产生的，大方向是确定的，可怎样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我们还缺乏共识。

                  一部部的文艺作品，比如《欢乐颂》，比如《我的下半生》等等，都讨论过家庭和个人的问题，从个人到家庭，从职场到社会，处处都是激烈的碰撞，这些碰撞主要都是由“观念”的不同造成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当下的社会同时融合了“世界的”与“民族的”“传统的”与“当下的”各种思想观念在碰撞，它肯定会反应在文艺作品当中。

                  文艺的根基还是在现实中，无论是怎样的幻想作品，总归是现实的映射，作品可以是描写“异界”的，但作家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

                  笔者认为中国如果能诞生世界级的娱乐文化产品，肯定是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当中，从中汲取了养分，并用“当下的”“世界的”视野和手段去实现的。

                  四、青年评论家的责任和担当

                  如何正确的甄别、鉴定、评价网络文学中“民族的与世界的”和“传统的和当下的”这两大问题，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形成价值高地的重要前提。这些工作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也是可以研究的学术话题，对评论家尤其是青年评论家而言，也是有挑战性的。评论家并不仅仅是“批评”，建立在“批评”基础之上的应该是建设、建议和指导。

                  我们并不讳言，现在的网络文学发展虽然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突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简单粗暴一刀切”的问题。

                  有能力管好，不代表现在就已经管的很好，新生事物，总是从“亚文化”开始的，但是要发展壮大，总归还是要走向“主流化”的。

                  在主流化的过程中，创作者、商业公司、监管部门和评论家群体是要通力合作的，不能搞“情绪化”，拒绝对话和交流。每一方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也不同，所以要达成共识，就要有协商机制。

                  协商机制的前提是彼此的平等和尊重，并不因为监管部门是政府就高高在上，也不因为评论家群体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就刻意贬低。

                  但尊重本身是要以客观的发挥作用为前提的，对网络文学来说，评论家群体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充当商业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可以用“中正公允”的态度来“出谋划策”，对政策的执行起到推动的作用。

                  举例来说，如何看待“耽美”与“淫秽”的界限，“小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是怎样的相处关系，“耽美”的污名化问题如何解决？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的评论家在这些方面是否起到了作用，或者说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单纯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容易的，但能正本溯源，能用理性的头脑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梳理清楚，并能给与监管部门决策以支撑的，恐怕是不多的。

                  网络文学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一扫而光，政府管控的尺度至关重要，评论家作为“智库”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为笔者参加第五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论文稿，发表于《青年文艺与国家形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