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六章：8万大洋！（2 / 2）

“别介，我们处长日理万机，可没工夫什么人都见的！”上尉淡淡地说道。

李国耀冷冷地说道：“他一个小小的处长，顶破天了也就是一个中校，我他娘的一个少将想见他还得约人，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带人杀进去！”

听到李国耀竟然说自己是一个少将，大尉先是一愣，但还是说道：“我只能给你通报一声，但是处长见不见你我可不敢保证！”

“那还愣着干吗，赶紧去，老子等时间！”

看着转身离开的上尉军官，李国耀心头一震鬼火直冒！

之前就一直听人说国民政府中军队腐败极其严重，却没有想到竟然这样严重，都到了明目张胆索贿的地步了。

以前上军校的时候李国耀就听教授讲过，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是军队经商；二是军队走私。与这二者始终相随的，是军队将领当中几乎不可避免的中饱私囊方式，用老蒋自己的话说，是“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

民国军队经商，自北洋时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则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允许、倡导成立“军队生产合作社”之后。“军队生产合作社”，类似于古之屯田，是当时国力不足而抗日必行下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其内容包括耕种、加工农产品、制造衣袜、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劳务输出，如修筑公路和水坝等等。

与“军队生产合作社”相配套的，还有“军队消费合作社”，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间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产者批购货物，分配给社员”，简而言之，就是各部队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组织，谋求以最合适的价格为士兵购进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结果与初衷相反，按国民政府的本意，军队办合作社，非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但绝大多数军队对参加生产毫无兴趣，对采购士兵日用必需品业毫无兴趣，而纷纷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到经商当中，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军队已然普遍经商，其经营货物，大多与改善士兵生活无关，而纯属为了牟利。

对此，老蒋自然是深恶痛绝，亲自出面痛批道：“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仅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与军队经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军队走私。这些走私，也往往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进行。其扰乱当地正常商业经营相当严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曾制定过一份《整理江西公路营运管理计划》，其中明确说到须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本省各驻军队，多有消费合作社之设，其原意本良佳。但迩来时有私运货物闻，影响本处正当营业殊甚，故为维持本处营运业务计，实应呈请省府，转咨各军长官，严饬所属消费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运货物，致妨本处营业之进展也。”

但军队走私的问题，莫说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军队参与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的国际走私货物，输出以桐油、水银、矿砂为主，进口则有香烟、鸦片，往往与前线驻军联结进行。曾任远征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在遗稿中就说到，云南各地驻军不仅经商走私，而且聚赌，吸食鸦片，盗卖军械。可见，军队的这类商败情形，国民党军政领导机关全然了解，只是无可奈何而已。有的还要从下属经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下勾结，形成恶性循环，顽症终难除去。

除此之外，国军中吃空额索贿赂也是相当的严重。

“吃空额”是历来军队的顽疾，国民党军队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级默许各部队虚报兵额若干，通常连长可报两人，营团长依次加倍虚报，各部队军官空缺后可按情况不同缓报一二个月，其薪饷即由主官截留。

抗战后期，吃空额现象已相当严重，这一时期，军队一个师一般只有6700人，但领军饷时都报足额1万人，虚报3300人的空额军饷大部分就落进主官腰包。

对这种情况，老蒋本人知之甚详，他曾亲口说过：“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而索要贿赂更是在军中同样横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委员长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

“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委员长亲批手令领械，但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