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1 / 2）

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同意期票支付展期，是莫雷尔根本没有想到的，在可怜的船主看来，这是个转机，似乎命运这么无情地折磨他，终于感到厌倦了。当天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女儿和埃马纽埃尔。这个家庭不能说就此恢复了宁静，但至少有了一线希望。可惜的是，除了宽宏大量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莫雷尔还有其他的债权人。而正如他说，在生意场上只有客户，没有朋友。他静下心来细细思量，觉得无法理解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何以对他如此慷慨大度。他只能把这解释为这家公司出于自私动机的一种精明的盘算：对一个欠他们三十万法郎债务的对手，与其迫使他加速破产，收回本金六厘到八厘的款额，不如给他一个机会，三个月后再收回全部本金。

不幸的是，所有的其他客户，或出于妒恨，或由于盲目，打的都不是这个算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甚至完全是相反的。于是，持有莫雷尔签署期票的客户，一到期就刻不容缓地前来兑现，幸亏那个英国人宽限了一段时日，科克莱斯还能照常支付这些款项。因此，科克莱斯一如既往，安定自若。唯有莫雷尔先生不胜惊恐地想到，要不是有这次宽限，那么十五日要支付德·博维尔的十万法郎，三十日要支付另外三万两千五百法郎的期票，他在这个月就非得信誉扫地不可。

马赛商界普遍认为，莫雷尔连遭厄运，势必无法支撑下去。所以看到他月底仍能照常兑现期票，都感到非常惊讶。不过舆论并没有因此恢复对他的信任，大家众口一词，预言到下月底，不幸的船主肯定会一蹶不振。

这一个月，莫雷尔都在为筹集资金作努力。以往他开出的期票，无论期限多长，对方绝无不放心之理，客户主动要求持有期票也是常有的事。可现在，莫雷尔想要开具期限仅为九十天的期票，却在几家银行都吃了闭门羹。幸亏他本人还有几笔进账可以调调头；这些进账如期收进了，于是到七月底，莫雷尔还有办法应付门面。

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那位代理人，没有再在马赛露面。他在拜访莫雷尔过后，就不知去向了。而且，他在马赛期间只和市长、监狱督察长和莫雷尔先生有过接触，他此行除了给他们三位留下各不相同的印象而外，别无踪迹可寻。法老号上的那些水手，也都不见了，想来他们是找到了工作。

戈玛尔船长病愈从帕尔马返回后，一直迟疑着没去见莫雷尔先生。莫雷尔先生知道了，就亲自去看他。可敬的船主听过佩纳隆的讲述，知道船长在那次海难中表现得很勇敢，所以现在反而是船主在安慰船长。戈玛尔船长不好意思去领的那份薪金，他也给送来了。

莫雷尔先生下楼时，正好遇见上楼的佩纳隆。只见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看来他是把钱花在了正处。可敬的舵手看见船主，显得很尴尬。他闪到楼梯口的一个拐角，嘴里的嚼烟一会儿左边嚼嚼，一会儿右边嚼嚼，转动两只惶惑不安的大眼睛，看着莫雷尔先生像往常一样亲切地伸过来的手，怯生生地握了一握。莫雷尔先生心想，佩纳隆这么窘迫，大概是穿了身漂亮衣服的缘故；显而易见，这个老实人以前从没这样阔气地开销过。他一定是在别的船上找到了活儿干，他这么不安，想必是为自己给法老号服丧的时间不够长感到羞愧。说不定他这次来正是要把自己的好运告诉戈玛尔船长，并把新船主聘请戈玛尔船长的意思转告他呢。

“都是好人哪，”莫雷尔离开他俩时，心里在念叨，“但愿你们的新主人像我一样爱护你们，但愿他比我幸运！”

八月过去了，莫雷尔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时而兑现原有的期票，时而开出新的期票。八月二十日，马赛传来风声，说是莫雷尔搭乘一辆邮车走了，于是大家心想，既然到月底就必须提交资产负债表，那么莫雷尔先走一步，想必是不忍目睹这幕悲惨的场面，打算让埃马纽埃尔和科克莱斯代他承受这个残酷的打击。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八月三十一日那天，莫雷尔公司照常营业。科克莱斯坐在柜台的栅栏后面，一如正义的贺拉斯那般镇定自若，接过客户递上来的期票，仔细地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一一如数付款。有两笔莫雷尔先生交代过的款项，科克莱斯也像对待船主开具的期票一样照付不误。这一下可把那些乌鸦嘴的预言家给弄蒙了，但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又把莫雷尔的破产期限推延到九月底。

九月一日，莫雷尔回来了。全家人都焦急不安地等着他；这次巴黎之行可能是他的最后一线生机了。原来，莫雷尔是去找唐格拉尔了。如今唐格拉尔已是百万富翁，而当初他是多亏莫雷尔的举荐，才得以进入西班牙的一家银行，并在那儿发迹的。听人说，现在唐格拉尔拥有六百万到八百万的资财，信贷额度则是无限的。所以，唐格拉尔不用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子儿便能挽救莫雷尔；只要他肯为一笔贷款具保，莫雷尔便得救了。其实，莫雷尔早就想到了唐格拉尔，但他对这个人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的反感，因此，他一拖再拖，直到山穷水尽才去找他。然而本能的感觉是对的，他果然遭到了拒绝，蒙羞含恨而归。

莫雷尔回到家里，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责难，他流着泪拥抱了妻子和女儿，握了握埃马纽埃尔的手，然后就把自己关进三楼的办公室里，叫人去请科克莱斯。

“这下我们完了。”母女俩对埃马纽埃尔说。

然后，她俩关起门来商量了一阵，决定由朱丽给在尼姆驻防的哥哥写信，让他立即赶回来。

可怜的母女俩凭直觉意识到，她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承受即将来临的打击。

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虽说才二十二岁，但他对父亲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他是个意志坚强、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到了选择职业的年龄，做父亲的并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前途，而是鼓励他按自己的志向作出选择。年轻人志在进入军界；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会考，进入了综合工科学校[1]，毕业后被派往第五十三联队任少尉军官。他得到这个军衔至今已有一年多，并已得到许诺，一旦有机会便可提升为中尉。在团队里，大家公认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是个严于律己的人，能恪尽军人的职守，也能承担男子汉应尽的义务。同伴们说他是斯多葛派[2]。不过当然，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这个称呼的真正含义，只是跟着人家这么说而已。

母女俩预感到将要面临的严重情况，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

对情况的严重性，她俩的估计没有错；科克莱斯走进莫雷尔先生的办公室不多一会儿，朱丽就看见他退了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神色惊恐不安。

科克莱斯经过她面前时，她本想问问他，可是忠心耿耿的老出纳一反常态，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去，胳膊举得高高地喊道：

“唷，小姐！小姐！多么可怕的灾难！叫人怎么能相信喔！”

过一会儿，只见他匆匆返身上楼，怀里抱着两三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只钱袋。

莫雷尔逐一查看账本，翻阅文件夹，点数钱币。

他手头的现金只有七八千法郎，到五日为止尚可进账四五千，加在一起最多也只有一万四千法郎，而要偿付的期票债务高达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要说分批付款，这也不可能哪。

然而，当莫雷尔下楼吃晚饭时，神情非常平静。这种平静，比沮丧颓唐更使母女俩感到不安。

平日里，莫雷尔吃好晚饭会出去走走，到老马赛人常去的酒吧喝一杯咖啡，看一下《快讯报》。这天，他没出去，径直上楼回进办公室。

科克莱斯呢，看上去呆若木鸡。大半天工夫，他一直待在院子里，光着脑袋坐在一块石头上，任由毒辣辣的太阳曝晒。

埃马纽埃尔想安慰母女俩，但他不善于辞令。他正因为熟悉公司的事务，所以尽管不愿去想，还是清楚地感觉到巨大的灾难在逼近莫雷尔一家。

入夜了。母女俩没去睡觉，她们指望莫雷尔先生下楼时，能到她们待的屋里坐一会儿。可是她们听见他路过门口时放轻了脚步，大概是担心被她们叫住。

她俩侧耳细听，听见他走进卧室，从里面把门关上了。

莫雷尔夫人让女儿先去睡，朱丽退出后半小时光景，她立起身，脱掉鞋子，轻手轻脚地来到走廊，想从门锁孔里看看丈夫在干什么。

在走廊上，她瞥见前面闪过一个人影：原来是朱丽，她也放不下心，就先来了。

少女走近莫雷尔夫人。

“他在写东西。”她说。

母女俩早就猜到了，只是不说而已。

莫雷尔夫人俯身凑近锁孔。果然，莫雷尔在写东西；可是有个细节女儿没看见，莫雷尔夫人却看见了，她丈夫是在一张公文纸上写东西。

一个可怕的想法掠过她的脑海：他是在写遗嘱。她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不过，她还能控制住自己，没叫出声来。

第二天，莫雷尔先生显得非常安详；他和平时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和平时一样下楼吃饭。有一点不同的是，吃好晚饭以后，他让女儿坐在自己身边，抱住她的头，久久地把它贴在胸前。

夜里，朱丽对母亲说，虽说父亲表面上很平静，但她听到他的心跳得特别快。

接下来的两天，也在同样的气氛中度过。九月四日晚上，莫雷尔先生向女儿要回办公室的钥匙。

朱丽一听，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她意识到这是个不祥之兆。她一直保留着这把钥匙，只有在童年受罚时父亲才会讨回钥匙，现在父亲为什么要讨回呢？

少女望着莫雷尔先生。

“爸爸，我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您要讨回这把钥匙？”

“没有，我的孩子，”痛苦的父亲回答说，听到这句简单的问话，他眼眶里竟噙满了泪水，“没有，我只是要用一下。”

朱丽装作在找钥匙。

“我大概忘在卧室里了。”她说。

她走出办公室，并没有去卧室，而是跑下楼去征求埃马纽埃尔的意见。

“别把钥匙还给您父亲，”埃马纽埃尔说，“明天上午，您最好别离开他身边。”

她想问清楚原因，但埃马纽埃尔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说什么也不愿说。

九月四日整个夜晚，莫雷尔夫人一直把耳朵贴在护壁板上。凌晨三点以前，她听见丈夫一直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

直到三点钟，他才倒在床上。

母女俩厮守着度过了这一夜。从昨晚起，她俩就在等着马克西米利安回来。

早上八点钟，莫雷尔先生走进她们的房间。他神情很平静，但从那张苍白、疲惫的脸上，看得出他这一夜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

母女俩不敢问他夜里睡得好吗。

莫雷尔对妻子格外温柔，对女儿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慈爱和眷恋，对这可怜的孩子看不够也吻不够。

父亲离开时，朱丽想起埃马纽埃尔的叮咛，就跟了上去，但莫雷尔先生把她轻轻推开说：

“陪着你母亲吧。”

朱丽还想坚持。

“我要你这样！”莫雷尔说。

莫雷尔平生还是第一次对女儿说“我要你这样”，不过他的口气里充满了柔情，朱丽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她留在原地，伫立不动，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房门又打开了，她感到有人搂住她，嘴贴在了她的额头上。

她抬起头，兴奋地叫出声：

“马克西米利安，哥哥！”

莫雷尔夫人听见喊声，跑过来扑进儿子的怀抱。

“母亲，”年轻人看看莫雷尔夫人，又看看妹妹说，“怎么啦，出什么事了？看了你们的信，我吓了一大跳，马上就赶回来了。”

“朱丽，”莫雷尔夫人抬头望着年轻人，对女儿说，“快去告诉父亲，就说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回来。”

少女冲出房间，刚走上楼梯的第一级，迎面看见一个人站在楼梯上，手上拿着一封信。

“您是朱丽·莫雷尔小姐吗？”这个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是的，先生，”朱丽迟疑地回答说，“您找我有什么事？我不认识您呀。”

“请看一下这封信。”那人说着把手里的信递给她。

朱丽犹豫了一下。

“它能拯救您的父亲。”送信人说。

少女急忙拿过信，拆开念道：

请即刻去梅朗巷十五号楼，从门房那儿拿到六楼房间的钥匙后，进屋子取下壁炉上的红丝线钱袋，把它交给您父亲。

切记，他一定得在十一点钟之前拿到钱袋。

您答应过绝对听从我的吩咐，不要忘记您的诺言。

水手辛巴德

少女兴奋得大叫一声，抬起头来，想问问那个送信人，但那人已经不见了。

她的目光移回信纸，再念一遍，发现还有一句附言。

她念道：

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您必须独自一个人完成这趟使命，倘若有人陪您，或是另一个人去了，门房会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句附言使少女的欣喜大大打了个折扣。会不会有人在给她设陷阱呢？她太纯洁了，不知道像她这样年龄的少女可能遇到怎样的危险，可是我们不用知道到底有怎样的危险，照样会感到恐惧。而且，正因为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危险，我们才更加感到恐惧。

朱丽踌躇不决，想找人商量一下。

而出于一种奇特的情感，她要找的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哥哥，而是埃马纽埃尔。

她下楼找到埃马纽埃尔，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那天是怎么对她说的，当时她是怎么许诺的，刚才在楼梯上又怎么碰到了那个送信人。那封信她也给他看了。

“您应该去，小姐。”埃马纽埃尔说。

“应该去？”朱丽低声说。

“是的，我陪您去。”

“您没看见，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去吗？”朱丽说。

“到时候您是一个人，”年轻人说，“我在博物馆街的拐角等您。倘若您迟迟不出来，我感到担心了，我就去找您。只要您告诉我有人找您麻烦，惹您讨厌了，那他就活该倒霉！”

“那么，埃马纽埃尔，”少女迟疑不决地说，“您的意思是我要去赴约？”

“对，送信的人不是对您说，那能使您父亲得救吗？”

“可是，埃马纽埃尔，到底父亲遇到什么危险了？”少女问。

埃马纽埃尔略一迟疑，但想到事已至此，必须让朱丽快下决心，也就豁出去了。

“请听我说，”他对她说，“今天是九月五日，是吗？”

“是的。”

“今天十一点钟，您父亲要支付将近三十万法郎。”

“对，我们知道。”

“可是，”埃马纽埃尔说，“公司里现在只有一万五千法郎。”

“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今天十一点钟以前，仍然没有人肯来帮您父亲一把，那么到中午，您父亲就不得不宣告破产。”

“哦！走吧！我们快走吧！”少女失声喊道，急忙拉着年轻人就走。

而这时候，莫雷尔夫人也已经把事情都对儿子说了。

年轻人知道父亲接连遭受打击以后，家庭的开支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他没想到事情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他惊呆了。

蓦地，他冲出房门跑上楼去，他以为父亲在办公室里，敲门却没人应。

他正要转身走开，只听得旁边的房门开了，他回过头来，看见了父亲。莫雷尔先生刚才没有上楼去办公室，而是回了卧室，这会儿刚出来。

莫雷尔先生看见马克西米利安，不由得惊叫一声。他不知道儿子回来，一时竟愣在那儿，左胳臂紧紧按住藏在礼服里面的一件东西。

马克西米利安飞身下楼，扑上去搂住父亲的脖子。可是，突然间他往后退下一步，右手却仍按在父亲胸前。

“父亲，”他的脸刷地变成了死灰色，“您为什么在礼服里藏一对手枪？”

“唉，我就担心会这样！”莫雷尔说。

“父亲！父亲！看在老天的份上！”年轻人大声说，“告诉我您要手枪有什么用？”

“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凝望着儿子说，“你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珍惜名誉的男子汉。来吧，我告诉你。”

莫雷尔跨着沉稳的步子上楼往办公室而去，马克西米利安却步履踉跄地跟在后面。

莫雷尔打开门，等儿子进去后把门关上；接着他穿过前厅，走到办公桌前，把手枪放在桌上，向儿子指了指摊开的账本。

这本账簿上准确地记录着公司的财务状况。

莫雷尔再过半个小时必须支付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他现在总共才有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七个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