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暴风骤雨（1 / 1）

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毛**

暴风骤雨，排山倒海；

势如破竹，摧枯拉朽。

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运动。不仅提倡耕者有其田，而且是直截了当地从地主手中无偿地把土地夺过来分给贫穷的农民。这样史无前列的暴力运动，不宣传哪能发动！不发动哪能斗争！不斗争哪能夺权！不夺权哪能分田地！不杀哪能治！不镇压哪能安定？！一切都以急风暴雨式地进行。

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时，我还是一个十三岁少年，不懂其中的大道理。学校组织文工团，排练“文明戏”、“活报剧”，经常进村搭台演出，配合土改工作队，宣传“土地还家”，斗地主分田地。乌牛、仁溪几个大的村庄我都去演出过，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也是扮演活报剧的主角儿；不过我们嘻嘻哈哈只当是闹着玩儿。土改运动一铺开，工作队夜以继日地下村开会。村里成立农会，贫下中农都参加农会，一切权利归农会。原本不懂什么叫“开会”的贫农们被推上历史舞台，天天开会，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村里召开五人核心小组会、九人贫农座谈会，然后多次召开贫下中农动员大会。几个月后公布全村阶级成分，分出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上中农、中农、贫农还有雇农。地主早被控制起来不准自由行动，等待召开大会批斗。斗地主是新鲜事，谁见过这样的场面？！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培养一大批贫雇农作苦主，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地主跪在台前，让培养好的贫农上来诉苦、批斗、辱骂、甚至脱下鞋子抽打。台上斗毕到地上来，在他的两腿间缚一把破扫帚，让他作狗爬、学狗叫。有人把一小捆稻草放进尿盆里浸透了，拿来叫他衔着在地上爬，还得发出狗叫声。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斗就怎么斗！

金坑与河口岙合并成一个村，金坑斗了马氏兄弟，河口岙斗了岩贵姆（洪珠母亲）。斗倒了地主分田分地，地主家的地契全部烧毁，留给他们按全村人口平均的土地数，多余的全部分给贫农。房屋、耕牛、农具、家具悉数清点，造册分配。马氏兄弟分田未毕就被抓去坐牢了。

我们家评为中农，安分守己。村里热热闹闹分田地，我们家多数人在七都兢兢业业做砖烧瓦做发家致富梦。这年冬天，许多贫农把分得的好田好地拿出来卖了；而且价格很便宜，出二百斤稻谷就可把一亩好田买到手。贫农们为什么卖田地呢？有的说有了田没有种田本钱，不如卖现钱；有的天灾人祸，不得不卖田；有的说种自家田不如替人家种田；多数人思想有顾虑，怕分来的田不牢靠，不如卖了好。这叫新的“两极分化”。

我们家有的是用砖瓦换来的稻谷。按照父亲的意思，种田人靠田吃饭，当初租田种田，种怕了，深感没有田地的痛苦。如今这么便宜，巴不得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买过来。年底，用稻谷换来许多好田，父亲乐开了花。可是父兄们绝不知道，土改刚过，有人卖田有人买田这是“两极分化”，是当时的一种思潮，关系土地改革成果的巩固，共产党是要管的。一九五一年政府实行土改检查（复查），我们一家人都在七都烧砖，村子里恰好是当年金鸡荡风波中的强硬者们当权，他们挖空心思地要把我们评为“新地主”。等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已经晚了，几经交涉，土改队对照政策，说是本应维持中农成分，但是既然评上地主，要降也只能按次序降为“富农”。从此被戴上“富农阶级”帽子，在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磨难。

土地改革进入高潮，朝鲜战场的战争打响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边土改，一边动员征集志愿军。金坑村有过国民党时期的马治坤逃兵被打死，还有逢根、逢益、逢芹一批人当兵的苦难经历。说起当兵如谈虎色变，牙齿都酥了，还有谁会自愿报名去参军？动员了很多日也没见动静，工作队说我们村觉悟不高只得作罢。这一时期，地主倒算、反攻复辟、反革命投毒等坏消息时有传闻。蒋介石在台湾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多次派飞机撒传单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还派武装特务上大陆组织“东南**救国军”，社会上人心惶惶。于是镇压反革命、打击地主恶霸复辟的力度迅速加码。共产党要开杀戒了，杀一批以儆效尤。生杀大权下放基层法院，随时可以批捕，随时可以批杀。所以到处有枪毙的场面，黄坑山、雅井山、南湾山、码道湾，都曾经当作杀人场，而且一枪毙就是一大批。乌牛仁溪一带像柯少清、张伯西等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人物几乎全给毙光了，再毙就轮到一般的地主反革命了。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松楣叔急匆匆找父亲说话。“二哥，昨晚土改队招七个人开会，摁了手印，定尧、定权要吃“硬头子儿”了！”

“啊？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你看怎么办？”

“这两人只是教书的，虽然傲点，但是没有人命案；要是毙了，地方上都不好看。我看要想办法保一保！”父亲说。

“我这里有张呈草（诉状），你看阿龙会抄吗？”

我知道那时候作呈状是很了不起的事，我一个小学生哪会作呈，我便回答“作呈我不会！”

“照草稿抄，把上面的名字改一改，怎么样？”

“阿龙，这是做德（积功德）呀，会抄一定得抄！”父亲说得有点咬牙瞪眼。

我把稿子看了一遍，字都认得，而且说理也很清楚，稿上的名字是“张万标”的。我想这就是呈状的话我也会写，我高兴地接受了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用毛笔字直写，一式两份，我整整写了一天。文章里加了许多内容，譬如教书对学生很好啦，要求把他们放回农村啦，我们一定会管制他们劳动改造啦等等。当晚父亲与松楣叔拿着这“理由呈”到地方上挨家挨户联名摁指印，大约有五六十个指印，我和我们家的人都摁了手指印。事情就这么简单。

几个星期过去了，说芦池山脚又有枪毙，村里许多人去听公审会。消息传来说没有定尧、定权的名字，松楣叔又来我们家送消息，父亲听了说心头的石头落了地。

也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刚好放学回到家，天上就乌云倒海、雷声大作，狂风过后，瓢泼大雨。我庆幸早回家一步，没被雨淋。待我吃了晚饭，雷雨下停了，地上还是水汪汪的。堂兄洪源手里拿着纸伞和手电筒从我们的老屋门口向我走来，“黄昏吃过没有？”他笑眯眯地先向我打招呼。

“吃过了，你要到哪儿去？”

“戴老师叫你现在去一下学校。”

“什么事你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只是叫我带信。”

学校与乡政府都设在石矾村地主张伯西的屋子里，戴老师托洪源带信是可信的。但是我刚从学校回家，老师找我会是什么事呢？又要排练宣传演出吗？那白天为什么不说呢？反正老师叫我总得去。我跟着洪源从河涧小路向石矾走去，洪源是副乡长，他不时地问我：“你说地主好不好？”

“地主压迫农民，是我们死对头，当然不好。”我像在课堂上提问一样回答。到了学校，戴荣华老师也过去了，理也不理。怎么回事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是戴老师叫我？我正疑惑，洪源叫我到乡公所去。办公室里，土改队长徐信海，队员阿碎等四个人在一起。这些人我都认识。信海说：“知道为什么叫你吗？！”态度非常难看。

“不知道！”我从容回答。

“保定尧、定权的呈子是你作的吗？说！”

“不，不，不，不是我做的！”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怎么会事，我很害怕，我有点被唬朦了。

“不老实！把他吊（绑）起来！”徐信海高声吼着说。洪源手里早拿着一根麻绳，阿碎等几个人凶狠地把我五花大绑。

我哪儿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哭了，我一吓就尿出来了，“是我抄的，是松楣叔叫我抄的。”我哭着说

“谁是松楣叔？！”

“我知道”洪源说。

“走！抓松楣去！”信海站了起来。

他们抓住绳子牵着我直往松楣叔家走。我渐渐清晰起来，“糟了，松楣叔一定会骂我、打我！”我这样想。到了松楣叔家，松楣叔楞了，“这阿龙真是的，都是二哥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他又笑对工作队员说：“我你贫雇农哪会干这种事。”一脸奉承拍马相。

一班人都到我们家来。

“这呈是我叫他抄的，与孩子无关，你们不要吊孩子。”父亲铿锵有力地说。洪源看看信海，然后给我解开绳子。母亲拉我上楼“勿唬，不要紧”给我换裤子。其实这时候我已镇定下来，我在听他们说话。

“你自家是富农，还要保地主，为什么！说！”

“这两个人办学校教书，在地方上做人还算是善良的呀，没有什么大的罪恶，关两年可以，要枪毙是太重的。”父亲说。

“地主给了你什么好处？！”信海两个手指敲着桌子，象斗地主一样吼着、斗着。走地主路线呀，反对土改呀，帽子一大堆，什么脏话都有。

半夜已过，父亲再次铿锵高声说：“同志，保么我已经保了。人民政府也是衙门，是衙门总得让人递呈，递对递不对你们看着办，总不能说连递呈都有罪呀！”

父亲说准了要害，他们没有理由对答，这才各吼一顿散去。

“父亲一身铮铮铁骨！真有本事！”我这么想。

马家兄弟保住了！

这个洪源！……

（注：我你~温州方言中，意指我们；呈拍，呈子，呈状，指诉状....文中为了保留温州地方语言特色，多处延用方言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