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佛国哲思（2 / 2）

  社会动荡是宗教生长最好的土壤，在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在中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据当时记载，北魏时的寺院达到了有3万所之多，僧尼足有200多万人。

  而当时的北魏人口总共也才3000多万人。

  相当于当时北方每15个人中就有一位不给国家纳税、不服徭役的僧尼。

  而南方那边，你们南朝梁武帝时期，甚至皇帝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十分虔诚且狂热的佛教徒。

  他不仅把佛教奉为国教，还曾四次舍身佛寺。

  其中有三次是宫中大臣花了重金才将其从寺院赎了回来。

  有了梁武帝这种佛教徒皇帝背书，南朝的佛教发展甚至比北方还要兴盛。

  在那时，你们中华大地上已经是遍地佛寺，僧尼无数。

  而佛教这种不受限制的无序生长绝不只是寺庙里的吃斋念佛的僧人们多了一些而已。

  那时的地主僧侣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后，慢慢把寺院发展成了对国家稳定有巨大威胁的“国中之国”。

  他们利用佛教，欺骗百姓施舍，让许多佛教徒倾家荡产，用这些恶劣手段敛来的财富。

  他们又会接着释放高利贷，并且购买周围百姓的地产。

  让大量百姓被迫以僧尼身份生活在寺庙里或者成为终生为寺院耕种的寺户。

  此时这些寺庙的高级僧侣看似佛法高深的佛家大师。

  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不受政权约束，并且还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剥削阶级大地主。

  当时社会上对这种现象也多有不满。

  很多学者也看出了佛教这样发展下去的弊端，人们开始在理论上对佛教进行了辩驳。

  其中最为有力的对佛教的理论打击就是来自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在书中写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这反对了佛教中认为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的说法。

  人没有灵魂，也就无法往生，“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范缜的《神灭论》把对于人的自我认知又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的视角上来。

  但当时仅仅从理论上冲击佛教已经不可能遏制住佛教的发展了。

  当时的佛教拥有僧兵武装军队，同时拥有庞大产业资本，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从思想层面去辩驳佛教是无法动摇其根基的。

  就算再有一百篇《神灭论》一样思想深度的着作，佛教势力也依然强大。

  要想削减佛教势力，就必须除其军队，收其财产，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武力灭佛。

  于是，为了遏制佛教发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启了中华大地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灭佛运动。

  拓跋焘刚一继位之初其实很尊重佛教。

  史书记载他时常与佛教大家研讨佛法，其开始对佛教的态度，虽然谈不上支持，但至少说不上有什么仇恨情绪。

  但宰相崔浩和天师寇谦之日复一日向他阐明了佛教兴盛的弊端。

  加之他本人也喜好征战，一边需要抵御北方的柔然。

  一边还不断西征胡夏、北凉，这些战争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在这一次次的战争中，他也渐渐感受到了佛教分权、占据社会资源的弊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在438年，拓跋焘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还俗。

  让他们重新从事耕作，回到正常生活。

  并征召其中精壮人口来补充兵源，以用来接下来征伐北凉。

  439年，在收回佛教一部分权力之后，拓跋焘在第二年征北凉就取得了大胜，他也因此尝到了打压佛教的甜头。

  当时的拓拔族把佛教奉为“戎神”崇拜。

  于是在444年拓跋焘决定以“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的名号，将佛教定义为招致妖孽的邪教。

  来破除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同时禁止社会上的任何人私养沙门。

  在445年，北魏境内关中地区又发生了盖吴起义的事件，

  在平叛过程中，他发现了关中地区佛教寺庙里面藏有大量武器，这让他怀疑关中地区的寺庙有向盖吴提供武器的可能。

  于是他更进一步仇恨佛教。

  不过对于私藏武器这件事，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寺庙给盖吴提供武器是拓跋焘为下一步灭佛运动捏造的借口。

  毕竟当时的寺庙都是有自己的僧兵武装的，有武器很正常，但不能说这就是私通敌人的证据。

  随着连年的征战不休。

  在平定了盖吴起义之后，拓跋焘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造成的人财短缺？

  这就使他将目光再次移向了佛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