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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审讯室像是吸烟室，残留着很严重的烟味。我倍感不适，但却不得不配合地坐下。

“据说你刚被方律师开除？”那个腰板坐得很直的女警官倍儿严肃地问我。

“我只是一名实习生。”我说。

“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

“是。”我说。

“什么原因？”

“或许他觉得我不是最好。”

“没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吗？”

“没有。”

“你是否因此怀恨在心？”

“当然不。”我说。

“下午几点你进过他办公室？”

“5点刚过。”

“你去干吗？”

“取回我放在他办公室的笔记本电脑。”

“你是否见到过别的人？”

“没。”

“废纸篓里的纸巾上，有你的指纹，你怎么解释？”

“笔记本电脑久了不用，上面全是灰，我放进电脑包前用纸巾擦了一下。然后我在桌前给方律师留了张纸条，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下楼以后，我还在停车场附近遇到了方律师，我们还聊了几句。”

“聊什么？”

“几句家常。”

“什么叫家常？”她很不悦，出乎我意料地攥起拳头，用力擂了一下桌面，若不是早有准备我肯定被那咚的一声吓住了。见我不答，她重新捡起笔，继续说：“具体内容？别说你忘记了。”

我一五一十地把和方律师对谈的内容讲出。不过在见到方律师之前，因为情况不明，我并不准备急吼吼供出藏在茶几下面的那双LV波板鞋。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天下自有清白在。学法律将近四年，熟读无数案例，我对此早已深谙。

并且方律师不止一次地教过我：谨慎，是一个律师必须拥有的基本素质。我有种预感，这件事可能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简单。洛丢丢为什么会躲在办公桌下，而让方律师亲自下楼等在停车场的又会是谁？

女警官无话可说，谈话进入僵局。她丢给我几张纸，要我把下午去律师事务所的前前后后全写下来。我问她：“我写好是不是就可以回家？”

她却堂而皇之可以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每个细节都要写下来，想清楚了，不要漏掉一点点。这对你自己，对破案，都有好处。”

我坐到桌前，情况说明只写到一半，就看到刘律师急冲了进来，对我招招手说：“马卓，方律师醒了，没事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没什么后遗症吧？”我问他。

“没有。不过也真是蛮危险。”刘律师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对我说，“投进方律师水杯里的是某种化学物质，毒性十分强，轻的症状就是像方律师那样，头晕，口渴，神经中枢不再听命于大脑控制，四肢瘫软无力。而投毒者如果不是老手，就是方律师太幸运了，据说只要再多加1毫克，就足以使人没命。”

“没事就好。”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方律师叫我向你道歉，他知道这事与你无关。”刘律师说，“就是还要辛苦你一下，他想要见见你。”

“现在？”我吃惊。

“现在。”刘律师说。

我点了点头。

我俩一起走出去，看到肖哲，他坐在空荡荡的长廊尽头，抱着自己的头，作痛苦状。我走近他，旁边的房间门被拉开了，一个老大爷探出头来，指着肖哲对我说：“出来了？快把这人带走，失心疯了都！”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才说：“他在这乱喊乱叫，什么公安局乱抓人犯法啦，非法囚禁啦。再喊下去，我看他也要被抓进去了。所以我把他拉到这儿来，看着他，让他别再胡说了。”

这个法盲！我连忙跟老大爷道谢，将肖哲拽到公安局外面才放手。

“配合警方调查是公民的义务！”我对他说，“你别闹了。”

“噢。”他摸摸头说，“不过反正你没事就好了。你电话放我这里，阿南叔打了两通电话来，我胡说一通，也不知道穿没穿帮。”

“告诉他颜舒舒失恋了，”我说，“我得再陪她一会儿。”

肖哲指指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你不帮我就没人帮我了。”

他眨巴眨巴眼睛，用不信任的语气问我：“马卓，你经常这样撒谎吗？”

我本不想带着他，但刘律师已经把车从车库里开上来，在不远处对我鸣笛。我只好拉上他：“至少我没对你撒谎。我还必须得去医院一趟，你就说吧，跟不跟我走？”

他先于我钻进车里。

把我们送到医院，刘律师就离开了。我让肖哲在外面等着，独自一人上楼推开病房的门。方律师正在挂水，他示意我把门关上。他脸色蜡黄，看上去状况并不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