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早餐（1 / 2）

读者想必记得，伯爵进餐饮食极为节制。对此有所了解的阿尔贝，担心巴黎生活从一开始，就在这件最具体而微，却又最少不得的事情上，让这位远方来客感到扫兴。

“亲爱的伯爵，”他说，“您看，我真有点提心吊胆，生怕埃尔代街的菜肴不像西班牙广场的菜肴那么对您的胃口。我真该先问问您的口味，为您准备几样爱吃的菜才好。”

“如果您对我了解得更多些，先生，”伯爵微笑着回答，“您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以至一个像我这样的旅客感到汗颜了。我曾经在那不勒斯吃过通心粉，在米兰吃过玉米粥，在巴伦西亚吃过大杂烩，在君士坦丁堡吃过抓饭，在印度吃过咖喱饭，在中国吃过燕窝，对我这样浪迹天涯的人来说，无所谓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什么都吃，到哪儿就吃哪儿的东西。只是我向来吃得很少；今天您怪我吃得太少，其实我已经是胃口大开了，因为从昨天上午起，我就没吃过东西。”

“昨天上午！”在座的宾客惊呼起来，“您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

“对，”基督山说，“我途中不得不绕道，去尼姆附近打听点事儿，耽搁了一些时间，因此我不想再中途停车了。”

“那您在马车里吃了东西？”莫尔塞夫问。

“没有，我睡觉了。每当我厌烦而又无心去消遣，或是饿了又不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睡觉。”

“您想睡就能睡着？”莫雷尔问。

“差不多吧。”

“您有入睡的秘方？”

“灵验得很。”

“这对生活在非洲的人太有用了，我们常常没有吃的，饮料也极少。”莫雷尔说。

“是啊，”基督山说，“遗憾的是，这个秘方虽说对我这样生活不按常规的人很管用，对军人来说却危险得很，一旦要打仗了，他们醒也醒不过来。”

“您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样的秘方吗？”德布雷问。

“噢！当然可以，”基督山说，“我不保密。那是上等鸦片和大麻的混合物。我亲自到广东去挑选鸦片，以确保它的纯度。然后选用东方的大麻，也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带种植的优质大麻。把等量的鸦片和大麻混合在一起，做成丸药，需要时吞服，十分钟就能见效。你们不妨去问问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先生；我想他尝过这东西。”

“没错，”莫尔塞夫说，“他跟我提起过，说他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呢。”

“那么，”博尚身为记者，向来有存疑的习惯，“您平时随身带着这种丸药吗？”

“是的。”基督山答道。

“可以请您让我们见识一下这珍贵的丸药吗？”博尚接着说，满心指望找出陌生人的破绽。

“可以。”伯爵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由整块翡翠镂刻而成的精美小瓶，旋开金质的盖子，倒出一颗豌豆般大小的浅绿色丸粒。这颗药丸的气味辛辣而刺鼻。翡翠瓶里还剩四五颗，整瓶能装满约莫十二颗。

翡翠瓶在宾客手中依次传递，沿桌子绕了一圈。不过，大家与其说是在看或闻药丸，不如说是在观赏这块精美绝伦的翡翠。

“这些丸药是您的厨师为您配制的？”博尚问。

“不，先生，”基督山说，“我才不会把自己一心一意要享用的东西，交给那些消受不起的人呢。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化学家，这些丸药是我亲手配制的。”

“这块翡翠美极了，虽说家母也有一些相当出色的祖传首饰，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翡翠。”夏托-勒诺说。

“像这样的翡翠，我有三块。”基督山说，“一块给了土耳其皇帝，他镶嵌在了佩刀上。一块给了圣父教皇，他镶嵌在了冠冕上，那顶冠冕上还有一块大小相仿，但色泽稍差的翡翠，是拿破仑皇帝送给他的前任庇护七世教皇的。这第三块我留给自己，让人把它镂空了，这样一来价值减了一半，不过很方便，正合我的心意。”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望着基督山。他这番话简洁明了，显然他要不说的是真话，要不就是疯了。但他手上的翡翠是货真价实的，于是大家都很自然地倾向于第一种推断。

“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两位君王以什么回赠您呢？”德布雷问。

“土耳其皇帝以一个女人的自由，”伯爵说，“圣父教皇以一个男人的生命。所以说，我这一生中也有过那么一次，我的权力至高无上，如同天主把我降生在皇帝御座跟前那样。”

“您解救的是佩皮诺吧？”莫尔塞夫大声说，“您把教皇的特赦用在他身上了？”

“也许吧。”基督山笑着说。

“伯爵先生，您一定想象不到，我听了您这番话后有多么高兴啊！”莫尔塞夫说，“我先前向这几位朋友介绍您，说您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师，是中世纪的术士。可是巴黎人特别敏感，不肯轻易相信耳闻的奇事，哪怕是最无可争辩的事实，只要不曾在日常生活中亲眼见过，他们也一概斥之为无稽之谈。譬如说，骑师俱乐部的某个成员在林荫大道上迟迟不归被拦劫啦，在圣德尼或是圣日耳曼区有四个人被暗杀啦，在寺院街的咖啡馆或是在于连公共浴池抓住十个、十五个或是二十个小偷啦，这类新闻德布雷天天读到，博尚天天发排，但他们就是不承认马雷马[1]、罗马乡村或者蓬蒂内沼泽[2]有强盗出没。伯爵先生，我请您亲口告诉他们，说我真的被这些强盗抓住过，要不是您仗义说情，十有八九我今天只能躺圣塞巴斯蒂安陵墓里等待永恒的复活，完全没法在埃尔代街的寒舍请他们吃饭了。”

“呣！”基督山说，“您可是答应过不再提起这件事的。”

“我可没答应过，伯爵先生！”莫尔塞夫大声说，“也许是同样得过您恩惠的另一个人答应的吧，您把他和我弄混了。您就说吧，我求您了。假如您决定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或许您不仅会说些我知道的事，而且会说出许多我不知道的事呢。”

“可我觉得，”伯爵微笑着说，“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您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对事情的经过，您该知道得和我一样多啊。”

“要是我把我知道的全都说出来，”莫尔塞夫说，“您是否能答应把我不知道的那些细节也告诉我们呢？”

“这样很公平。”基督山说。

“那好，”莫尔塞夫接着往下说，“我由于虚荣心作怪，接连三天自以为是一个蒙面女郎的挑逗目标，我把她看成了图莉和波佩一类美女的后裔。其实我只是一个年轻人戏弄的对象，请注意，我是说年轻人，没说年轻姑娘。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错把一个下巴没长胡子、腰身细细的十五六岁的年轻强盗当成乡下姑娘了。我正想放肆地吻一下他那圣洁的肩膀的时候，他掏出手枪顶住我的喉咙，七八个伙伴一起动手，把我带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拽到圣塞巴斯蒂安陵墓的地下墓穴。我在那儿见到了强盗的首领，他的模样挺斯文，正在读恺撒的《高卢战记》，他放下书本对我说，假如我在第二天的早晨六点不能在他的钱柜里倒进四千皮阿斯特的话，那么到了七点我就活不成了。那封信还在，在弗朗兹的手里，由我签的名，上面还有路易吉·万帕先生的附言呢。要是你们还不相信，我可以写信给弗朗兹，他会确证签字笔迹的。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情况。我所不知道的，就是您，伯爵先生，是如何使那些桀骜不驯的罗马强盗对您俯首帖耳的。我向您承认，弗朗兹和我本人，都对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再简单不过了，先生，”伯爵回答说，“我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万帕已有七年多了。他早年还是个羊倌的时候，有一天给我带过路，我随手给了他几枚金币，他为了不欠我的情，把他亲手镂刻的一柄匕首送给了我，您大概在我的兵器收藏柜里见过这把短刀。后来，不知他是忘了我俩交换小礼物所标志的友谊，还是没认出我来，竟然想绑架我。结果倒是我把他，连同他手下的十多个喽啰一起给抓住了。我本来可以把他交给罗马法庭，这样不仅我方便，罗马方面也求之不得。但我没这么做。我把他和他的手下全都给放了。”

“条件是他们不许再作恶，”报纸记者笑着说，“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信守诺言。”

“不是这样，先生，”基督山说，“我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他们要永远尊重我和我的朋友。也许我说的话，会使在座的社会党、激进派精英和人道主义者感到奇怪；但我还是要说，我从不关心我周围的人，也从不去保护这个对我不加保护的社会。我甚至还要说，就一般而言，社会从不关心我，它始终在伤害我。所以，即使我在价值观念中抹去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尊重，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最终也还是社会和他人有负于我。”

“好啊！”夏托-勒诺大声说，“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敢于如此坦荡地鼓吹利己主义的人。说得好！太好了，伯爵先生！”

“确实说得很坦率，”莫雷尔说，“但我相信，伯爵先生尽管一度违背了他刚才以如此决绝的口吻向我们阐述的原则，却决不会因此而后悔。”

“我怎么违背原则了，先生？”基督山问道。他好几次神情专注地望着马克西米利安，在伯爵清澈而明亮的目光注视下，勇敢的年轻人会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睛。

“依我看，”莫雷尔说，“您解救素不认识的德·莫尔塞夫先生，就是帮助他人和社会。”

“堪称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博尚一本正经地说，把一杯香槟酒一饮而尽。

“伯爵先生！”莫尔塞夫大声说，“您是我认识的思维最严密的逻辑学家，但是这回您没辙了。您看着，根据逻辑推理，我可以向您证明，您非但不是利己主义者，而且还是博爱主义者。瞧！伯爵先生，您说自己是东方人、地中海人、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野蛮人；您说自己姓基督山，叫水手辛巴德，然而，从您刚来巴黎的那天起，您就天生具有我们这些古怪的巴黎人的最大美德，或者说最大的缺点，那就是故意展露您所没有的瑕疵，而隐藏您所具备的德行。”

“亲爱的子爵，”基督山说，“我看不出我的言行有哪一点能让我配得上您和在座各位的褒奖。对我来说，您不是一个陌生人，我认识您，曾经让给您两间房间，我请您吃过早饭，还把我的马车借给您用过，我和您一起在河道街观看戴着假面具狂欢的人群，还一起在民众广场的一个窗口观看那次行刑，当时您激动得差点儿晕过去。既然这样，请问，难道我还能听任我的客人落在各位所说的可怕的强盗手里，不出手去相救吗？再说，您也知道，我在救您的那会儿，私下里已经有个打算，就是等哪天我来巴黎的时候，可以请您引荐给巴黎的沙龙。当时您可能以为我只是心血来潮、说说而已，但现在您看到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您可得说话算数喔。”

“我说到做到，”莫尔塞夫说，“但我很担心您会失望，亲爱的伯爵，您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您看惯了惊险跌宕的场面和充满刺激的情景。我们这儿，跟您过惯的冒险生活相比，真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我们的钦博拉索山，就是蒙马特尔高地；我们的喜马拉雅山，就是瓦莱里安丘陵；我们的撒哈拉大沙漠，就是格诺奈尔平原[3]，他们还在那儿打自流井，好让商队有水喝呢。我们这儿有小偷，虽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多，可也够多的；这些小偷不怕大财主，独怕小警察。说到底，法国是个毫无诗意的国家，而巴黎是个过分文明的城市，找遍我们的八十五个省——我说八十五个省，当然是因为没把科西嘉算作法国的一个省——您也找不到一座没有急报站[4]的山丘，找不到一个警察局没在里面安上煤气灯的洞窟。所以，亲爱的伯爵，我唯一能为您效劳的，就是由我，或者由我的朋友把您引荐给任何一个沙龙，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不过，其实您根本无须有人引荐，以您的名望、财富和智慧（基督山略带嘲讽地颔首微笑），哪个沙龙都会乐于接待您。说到底，只有在一件事上我可能对您有点用处：我过惯了巴黎生活，对如何过得舒适有所体会，对巴黎的商场也有所了解，我愿意自告奋勇，为您找一处合适的住所。我在罗马分享了您的住处，但我不敢建议您也与我合住，因为我虽说不鼓吹利己主义，却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在我家里，除我而外，连一个人影也容不下，当然女人的倩影又另当别论。”

“噢！”伯爵说，“这是个爱情小屋。先生，您在罗马确实和我提起过一桩酝酿中的婚事。我可以为您未来的幸福道喜了吧？”

“婚事还没定下来呢，伯爵先生。”

“所谓没定下来，”德布雷接口说，“也就是说有可能吹掉。”

“可不能这么说！”莫尔塞夫说，“这门亲事家父主意已决。我也希望很快就能给您介绍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即便不是作为妻子，至少也是作为未婚妻吧。”

“欧仁妮·唐格拉尔！”基督山说，“请等等，她的父亲是不是唐格拉尔男爵先生？”

“正是，”莫尔塞夫说，“不过男爵爵位是新封的。”

“哦，那有什么关系？”基督山说，“只要他对国家有功，就该有这份荣誉。”

“那可是大大地有功哪。”博尚说，“他虽然身为自由派人士，却在一八二九年为查理十世提供了六百万借款，当然啦，查理国王就册封他为男爵，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于是他也佩起了勋章，不过他没像别人那样把绶带挂在背心口袋上，而是赫然挂在了外衣纽扣上。”

“喔！”莫尔塞夫笑着说，“博尚呀，博尚，您尽管在《私掠船》和《噪音》[5]里写吧，可当着我的面，还是得对我未来的岳父客气点哟。”

他随即转向基督山问道：

“听您刚才的口气，您好像认识男爵？”

“不认识。”基督山漫不经心地说，“不过也许很快会认识了，因为我要通过伦敦的理查德-布朗特公司、维也纳的阿尔斯坦-埃斯克莱斯公司和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在他那儿开一个信贷户头。”

说到最后一家银行时，他从眼角里看了一下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

如果说这位陌生人是想试探一下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那么效果是再明显不过的。马克西米利安像过电似的，周身猛地一颤。

“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他说，“您认识这家公司？”

“这是我在基督世界首都的开户银行，”伯爵平静地回答说，“您有事需要我效力吗？”

“哦！伯爵先生，这家公司曾经帮助过我们，但不知为什么，事后它对此矢口否认。我们多方调查一直没有结果，也许您能帮我找出个头绪来？”

“愿意效劳，先生。”基督山欠身答道。

“哎，”莫尔塞夫说，“说到唐格拉尔先生，怎么一下子就跑题了。当务之急是为基督山伯爵找一个合适的住处；各位，我们大家一齐凑凑，拿个主意出来。偌大的巴黎，把这位贵宾安顿在哪儿好呢？”

“圣日耳曼区，”夏托-勒诺说，“伯爵可以在那儿找一座迷人的小公馆，带庭院和花园的。”

“得了！夏托-勒诺，”德布雷说，“您就知道您那死气沉沉、令人讨厌的圣日耳曼区。别听他的，伯爵先生，您还是住昂坦堤道好，那儿是巴黎真正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