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复仇[1]（1 / 2）

“伯爵先生想让我从哪儿讲起呢？”贝尔图乔问。

“随您便，”基督山说，“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以为布索尼神甫对大人说过……”

“是说过一点。不过，七八年过去了，我也忘了。”

“那我就从头说起，不用担心大人嫌烦了……”

“说吧，贝尔图乔先生，我就只当是在听您读晚报。”

“事情要从一八一五年讲起。”

“噢！”基督山说，“一八一五年，那可真有些年头了。”

“没错，先生。不过，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我有个哥哥，在皇上的军队里服役。他在一个清一色由科西嘉人组成的团队里当上了中尉。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五岁、他十八岁那年，我们就成了孤儿。他像父亲那样把我带大。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他结了婚。皇上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哥哥立即重返部队，后来在滑铁卢受了轻伤，随部队撤退到卢瓦尔河后面。”

“您说的不就是百日王朝的那段历史吗，贝尔图乔先生？”伯爵说，“我没记错的话，这段历史早有人写过了。”

“请原谅，大人，但这个头还是得开一下的。您答应过耐心听我说的。”

“好吧，说下去。我说话算话。”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您知道，当时我住在科西嘉海角一个叫罗利亚诺的小村庄里。这封信是我哥哥写的，他告诉我们，那支部队解散了，他打算一路沿夏托鲁、克莱蒙费朗、勒普伊和尼姆回家，倘若我手头还有点钱，他让我托人带到尼姆的一家旅店去，他好到那里去拿。旅店主人是我们的熟人，我和他有过交往。”

“是走私的同伙吧。”基督山说。

“哦，主啊！伯爵先生，人总得活下去呗。”

“可不是。请继续往下讲。”

“我很爱我哥哥，这我刚才已经说了，大人。所以，我决定不是把钱寄去，而是亲自给他送去。我手头上有一千法郎，我留下五百给嫂嫂阿森达，揣着另外五百去尼姆。正好我有条船要去海上装批货，所以我的计划似乎挺顺当。可是装好货之后，风向突然变了，我们有四五天没法驶进罗讷河。最后好不容易到了那儿，逆流驶到了阿尔勒。我把船停靠在贝尔加德和博凯尔中间的一条河里，上岸往尼姆走去。”

“总算进入正题了，是吗？”

“是这样。不过大人也看得出来，我已经是尽量拣最要紧的事讲了。当时正好碰上著名的南方大屠杀，有两三帮叫特雷塔荣、特吕费米和格拉方什么的强盗，在街上见到看上去像波拿巴党的人就杀。伯爵先生对那次大屠杀想必也有所闻吧？”

“当时我远离法国，没听到多少。您说下去。”

“进了尼姆城，简直就像踏在血泊里；每走一步都会碰到尸体。杀人犯成群结帮，到处烧杀掳掠。

“我看到这种悲惨的景象，浑身直打哆嗦。但我不是为自己担心，我不过是科西嘉一个普通的渔民，没什么可害怕的。那年头，对我们这些走私贩子来说，说得上是时来运转的好时光。我是替我哥哥担心，替我那个在皇上军队里服役的哥哥担心。他正从驻守卢瓦尔河的部队里回来，穿着军服佩着肩章，一路上多让人担心哪。

“我一口气跑到那个旅店老板那儿。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哥哥头天晚上一到尼姆，就在那家旅店门口被人杀死了。

“我四处打听，可是没人敢告诉我是谁杀了哥哥。大家实在是吓破胆了。这时我想到了司法部门，我常听人家说法国的司法人员不是吃干饭的。于是我就去找王室检察官。”

“这位王室检察官是叫维尔福吧？”基督山不经意地问道。

“是的，大人。他是马赛人，在那儿当过代理检察官，由于效忠王室，得到了升迁。据说，他是最早向政府密报皇上离开厄尔巴岛返回巴黎的。”

“好吧，”基督山说，“您去找他了。”

“‘先生，’我对他说，‘我的哥哥昨天在尼姆街头被人杀死了。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寻找凶手是您的职责。您是王室检察官，应该为本地司法部门没能保护的冤魂报仇。’

“‘您哥哥是什么人？’检察官问。

“‘科西嘉团队的中尉。’

“‘这么说他在篡权者手下当兵？’

“‘在法国军队里当兵。’

“‘他用的是剑，’他说，‘所以死在剑下了。’

“‘您错了，先生。他是被匕首捅死的。’

“‘您想让我做什么？’检察官问。

“‘我对您说了，要您为他报仇。’

“‘找谁报仇？’

“‘找凶手报仇。’

“‘我怎么知道凶手是谁呢？’

“‘派人去查。’

“‘查什么？说不定您哥哥跟别人吵架决斗了呢。老兵就爱动粗，帝国时期这可以吃得开，现在就行不通喽。我们南方人既不喜欢当兵的，也不喜欢暴力。’

“‘先生，’我说，‘我来求您不是为我自己。我或者痛哭一场，或者为他报仇，事情也就了结了。可是我哥哥还有个妻子，她一直就靠哥哥的那点薪俸过日子。一旦我再出点什么事，这可怜的女人会饿死的。请为她申请一小笔政府抚恤金吧。’

“‘每场革命都会带来灾难，’德·维尔福先生说，‘您哥哥就是这场革命的牺牲品。这是一个不幸，但政府并不因此而欠您家庭什么。篡权者的党羽掌权时，对拥护国王的人也肆意报复过，倘若以此论处，您哥哥今天说不定就该判处死刑。一切都很自然，这就叫一报还一报。’

“‘这叫什么话！’我大声嚷道，‘你，一个执法官，居然对我说这样的话！……’

“‘科西嘉人全是疯子，一点不错。’德·维尔福先生说，‘你们还以为那个同乡在当皇帝哪。你搞错年代啦，你该在两个月前来对我说这些话的。现在已经太晚喽。走吧！你再不走，我就要叫人把你送走了。’

“我注视了他一会儿，想看看如果再央求一次是否还有希望。但我看出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于是我向他走过去。

“‘好吧，’我压低声音对他说，‘既然你熟悉科西嘉人，你就该知道他们是怎样信守诺言的。你认为他们杀了我哥哥做得对，因为我哥哥是波拿巴党人，而你是保王党。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波拿巴党的，你给我听着：我要杀了你。我不会放过你的，这是vendetta。你好自为之，找地方躲起来吧。下次我俩相遇之时，就是你死期来临之日。’

“说完这句话，趁他惊魂未定，我打开门跑了出去。”

“啊哈！”基督山说，“您看上去挺老实，想不到干过这样的事情，贝尔图乔先生，而且对手还是一位王室检察官！哼，他总该明白vendetta是什么意思吧？”

“他当然清楚，从那时起，他深居简出，不再单独出门，还派人四处搜寻我。幸而我藏得很好，他们没能找到我。这时，他吓坏了，不敢再在尼姆待下去。他请求调往其他城市；凭他的声望，他被调到了凡尔赛任职。但您知道，对一个发誓复仇的科西嘉人来说，距离是难不倒他的。马车跑得再快，也不过比步行追在后面的我快半天路程而已。

“最重要的还不是杀他，我有上百次机会可以杀掉他。最要紧的是杀掉他而不暴露自己，尤其是不能被人抓住。因为从那以后，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有义务保护、扶养我嫂嫂。我暗中跟踪了德·维尔福先生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每次出门，每次散步，都逃不过我的目光。终于，我发现他常悄悄来奥特伊，我每次都跟在后面，看着他走进我们现在待着的这座别墅。不过，他是不像一般人那样从临街的大门进来的，他不管是骑马来还坐车来，都把马或马车留在旅店，然后从您看到的那扇小门进来。”

基督山点了点头，表示在黑暗中他确实看见了贝尔图乔指给他看的那扇小门。

“我不必再留在凡尔赛了，我到奥特伊落了脚，熟悉了一下环境。既然要逮住他，我就得在那儿安个网。

“看门人刚才说了，这座别墅是德·圣梅朗先生的。他是维尔福的岳父，平时住在马赛，根本用不着这座乡间别墅。听说他把别墅租给了一个年轻寡妇，人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叫她男爵夫人。

“且说有一天傍晚，我伏在墙上往别墅里望去，只见一个长得挺美的年轻女人独自在花园里散步，这座花园的情景，从别的房子的窗口是看不见的。她不时地向小门的那一头张望，我明白了，她是在等德·维尔福先生。当她离得我相当近时，尽管天已经黑了，我还是看清了她的脸。她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姑娘，身材高高的，长着一头金发。她穿着件便袍，我看出她已经有了身孕，而且好像离临产期不远了。

“稍过片刻，小门打开了，一个男人走进花园。姑娘向他跑去，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充满温情地亲吻着，一起走进屋子。

“这个男人就是德·维尔福先生。我心想，他再走出来时，想必已经是深夜了，那时他总得一个人穿过花园吧。”

“这个姑娘的名字，”伯爵问，“您后来知道了吗？”

“不知道，大人，”贝尔图乔回答说，“您听下去就知道了，我根本没时间去打听。”

“请说下去。”

“这天晚上，”贝尔图乔接着说，“也许我本来是可以杀掉检察官的，但我还不太熟悉花园的具体情况，生怕万一不能一下子把他干掉，他一嚷嚷把人喊来，我会跑不了。于是，我心想，还是下一次再动手吧。为了尽可能熟悉花园的情况，我在沿花园外墙的那条街上租了个小房间。

“三天以后，晚上七点钟光景，我看见从别墅里出来一个骑马的仆人，他在通往塞夫尔大路的一条小街上策马疾驶。我估计他是去凡尔赛。我没猜错。三小时后，此人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的信送到了。

“十分钟后，另一个裹着披风的人徒步走来，从那扇小门进了花园。

“我立即奔下楼梯。虽说我没看清德·维尔福的脸，但我的心跳得很猛，直觉告诉我，这人就是他。我穿过小街，踏上墙角的一块界石，上次我就是站在这块界石上向花园里张望的。

“这回可不光是张望，我从袋里抽出短刀，试了试锋利的刀刃，然后翻墙跳了进去。

“我先向门口奔去。他刚才把钥匙留在锁孔里，仅仅在门锁上转了两圈。

“我从那儿逃跑是万无一失的。我端详了一下周围的地形。长方形的花园中央，有一片英国式的草坪，草坪四角都有树丛，枝叶间点缀着秋天的花朵。

“德·维尔福先生要从屋里走向小门，或者从小门走进屋子，都得从其中的一个树丛旁边经过。

“当时已经是九月底了，风刮得很猛，月亮掩映在大朵大朵向天际急驶而去的云块中间，惨淡的月光染白了通往屋子的砾石小径，但透不进茂密幽深的树丛，一个人躲在树丛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我躲进紧挨着维尔福必经之路的那簇树丛。刚一躲进去，我就感觉到风在我头顶上呼啸，把树枝压得弯弯的，而且，我好像还听到一阵阵的呜咽声。您知道，噢不，您是不会知道的，伯爵先生，一个等着下手行凶的人，是经常会听见旷野里发出声声惨叫的。两个钟头过去了，我好几次都听到了那种呜咽声。最后，午夜的钟声响了。

“凄凉而响亮的钟声余音未绝，我们刚才走的那座暗梯的窗口映出了灯光。

“门打开，那个裹披风的又走了出来。这是可怕的时刻，而好久以来我等的就是这一时刻的到来，我决不会手软。我拔出短折刀，打开刀刃，做好准备。

“那人径直向我走来。当他走到明处时，我似乎看见他右手握着一件凶器。我有些怕了，倒不是怕跟他拼，而是怕功亏一篑。到他走到离我几步远时，我才看明白，刚才我是把铁铲当成凶器了。

“我正琢磨着德·维尔福先生干吗要拿把铲子，却只见他在一簇树丛边上停住脚步，朝四下里看了一眼，就在泥地上挖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他在披风里掖着一样东西，他把那东西放在草坪上，放开手来挖坑。

“当时，说实话，我的满腔仇恨里掺进了一丝好奇，我想看明白维尔福究竟在干什么。我凝息屏气，一动不动地等着。

“我脑子里萌生出一个想法。当我看清检察官从披风里取出的是一只长两尺、宽七八寸的小箱子时，这个想法得到了证实。

“我瞧着他把小箱子放进坑里，在上面堆上土。接着，他在这堆新土上踩了几脚，抹掉夜间作业的痕迹。这时，我呼的一下向他猛扑过去，一刀刺进他的胸膛，嘴里喊道：

“‘我是乔瓦尼·贝尔图乔！我要杀了你为哥哥报仇，拿你的财宝给他的遗孀。你看见了吧，我说到做到，今天我就是找你报仇来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这几句话。我想是没有，因为他喊都没喊一声就倒了下去。我只觉得一股股热血喷在我手上，溅到我脸上。我像喝醉酒似的，处于一种谵妄的状态。但那些热乎乎的血反而让我冷静了下来。一转眼的工夫，我就用铁铲把小箱子挖了出来，为了不让人看出我拿走了东西，我重又把土填上，然后把铲子扔出墙外。我冲出小门，用钥匙转两圈从外面把门锁上，带着钥匙离开了别墅。”

“好呀！”基督山说，“看来这是一桩外带盗窃的谋杀案。”

“不，大人，”贝尔图乔说，“这是外带赔偿的vendetta。”

“是笔不小的数目吧？”

“那不是钱。”

“噢，对了，我想起来了，”基督山说，“您刚才不是说到过一个孩子吗？”

“一点不错，大人。我奔到河边，一屁股坐在河堤上，急于知道小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用短刀把锁撬了开来。

“只见里面是一个细麻布的襁褓，包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婴儿脸色发青，双手发紫，看来是被绕在脖子上的脐带勒死的。他的身子还没变凉。我有点犹豫，不忍把他扔进我脚下流淌的河水。果然，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孩子的心口在微弱地跳动；我把绕住他颈脖的脐带松开。我从前在巴斯蒂亚医院当过护工，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怎么做，我照做了一遍，也就是说，我给他做了人工呼吸。我使足劲忙乎了一刻钟，终于看见婴儿有了呼吸，而且听见他喊出了声来。

“我也大喊一声，那是狂喜的喊声。‘天主没有诅咒我，’我心里想，‘他让我拯救一个生命，来换取另一个被我剥夺的生命！’”

“您把这孩子怎么办呢？”基督山问，“对一个急于逃跑的人来说，这可是个不轻的包袱。”

“我不想把他留在身边。我知道巴黎有家育婴堂，专门收容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过城关时，我只说在大路上捡到一个孩子，打听育婴堂在哪儿。我手里的小箱子是个凭证，细麻布襁褓说明孩子的父母是有钱人。我身上的血可以说成是孩子的，就跟别人不相干了。守城门的人相信了我的话，告诉我育婴堂就在地狱街的尽头。襁褓上原本绣着两个字母，我多了个心眼，把一个字母从襁褓上撕下藏好，让另一个字母留在襁褓上。然后，我把襁褓放在转柜，按了铃，就飞也似的跑掉了。半个月后，我回到罗利亚诺，我对阿森达说：‘宽宽心吧，嫂嫂。伊斯拉埃尔死了，但我为他报了仇。’

“她要我告诉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对她讲了。

“‘乔瓦尼，’阿森达对我说，‘你该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我们可以替代他失去的双亲，我们可以为他取个名字，叫他贝内代托[2]，我们做了这桩好事，天主真会赐福给我们的。’

“我二话没说，把藏在身边的那一小块襁褓布交给她。等我们有点钱之后，她就可以凭这块布去认孩子。”

“襁褓上是哪两个字母？”基督山问。

“一个是H，一个是N，字母上面都绣着男爵冠冕纹徽。”

“唷！您说到贵族纹徽了，贝尔图乔先生！请问您是在哪儿学的纹章学？”

“侍候您什么都能学到，伯爵先生。”

“请再往下说吧，有两件事我挺想知道。”

“哪两件事，大人？”

“这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了？您对我说过他是个男孩吧，贝尔图乔先生。”

“没有，大人。我记得没对您说过。”

“噢！我还以为听您这么说过呢，敢情我是弄错了。”

“不，您也没弄错，他确实是个男孩。不过，大人刚才说想知道两件事，那第二件是什么呢？”

“第二件，就是当初在尼姆，布索尼神甫应您的要求到监狱里来看您的那会儿，给您定的是什么罪？”

“这就说来话长了，大人。”

“那有什么关系？现在才十点钟，您知道我这时候还不会睡觉，我想，您也不太困吧。”

贝尔图乔躬一躬身，继续往下讲。

“打那以后，我铆足劲儿干起走私买卖来了，一来是想借此驱散困扰我的那些回忆，二来也是为了维持可怜的寡妇的生计。一场革命过后，法纪总会松弛些，所以我这买卖干得挺顺当。当时南方沿海一带骚乱不断，阿维尼翁、尼姆和乌热斯都发生过骚乱；政府的警戒一松弛，我们就趁机会在沿海一带建立起了联络网。我打从哥哥在尼姆街头被人杀害以后，不想再到这座城里去。和我们合伙做买卖的那个旅店老板，见我们不去他那儿，就主动来来找我们，还在贝尔加德到博凯尔的大路边上开了家分店，名叫加尔桥客栈。这时，我们在埃格莫特、马尔蒂格和布克一带，已经有了十几个存货据点，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在那儿藏身，躲过海关人员和税警的追捕。干走私这行当，只要心眼活、有力气，是挺能挣钱的。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现在却有了两重惧怕，怕海关又怕宪兵。因为我一旦给抓住，法官一追究，查出的事情就会远远比走私进口雪茄、无证贩运烧酒严重得多。所以，我宁肯死一千次，也决不能让他们给逮着。我做成了几笔漂亮的大买卖，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要做成大事，一定要行事果断、临危不惧，把性命看得太重，往往会阻碍我们的成功。真的，一个人只要把生命置之度外，他就跟别人不同了，别人就不再是他的对手了。一个人只要横下了这条心，就马上会变得浑身充满劲儿，眼光也看得远了。”

“您讲起哲学来了，贝尔图乔先生！”伯爵打断他的话头说，“敢情您这辈子什么行当都干过？”

“喔，请您原谅，大人！”

“哪儿的话！只不过晚上十点半谈哲学好像晚了点噢。别的我没什么意见，我觉得您说得很对，比好些哲学家都有道理。”

“我跑的地方愈来愈远，生意愈做愈大。阿森达是个节俭的女人，我们积攒起了一笔小小的家财。有一天，我正要出门去跑一趟，她对我说：

“‘你去吧，等你这次回来，我要让你有个惊喜。’

“我问她是什么事，她怎么也不肯说。于是我就走了。

“我出去了将近六个星期。我们先到卢卡装油，再到里窝那装英国棉花，然后顺顺当当把这些货脱了手，分了红利，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回到家里，我走进阿森达的房间，一眼就看见一只摇篮。跟其他的家具相比起来，这可是只很豪华的摇篮，里面躺着一个七八个月的孩子。我高兴得叫出声来。虽说杀了那个检察官，我从没感到过丝毫内疚，但想到被遗弃的婴孩，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可怜的阿森达猜出了我的心事：她趁我出门的机会，拿了半块襁褓布（她怕忘记，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准确日期和时间都写在上面了），去了巴黎。她到育婴堂要求领回孩子，人家没说什么，就把孩子还给了她。

“啊！我得承认，伯爵先生，我看见这个可怜的小生命躺在摇篮里，心里激动得不得了，眼泪夺眶而出。

“‘阿森达，’我大声喊道，‘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天主会降福给你的。’”

“这一点么，”基督山说，“就没您的哲学说得那么准了。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啰。”

“唉！大人，”贝尔图乔接着说，“真让您给说着了，天主是让这个孩子来惩罚我的哟。他邪恶的天性很早就露了出来，可是天地良心，我们在他身上可没少花心血，我那嫂嫂简直是把他当亲王的儿子那样在宝贝。这个孩子的脸蛋长得很俊俏，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蓝得那么剔透，就像中国瓷器乳白底色上的蓝色彩釉。不过，他那头亮得发红的金发，却让这张脸看上去有点特别，不仅目光显得加倍灵活，笑容也显得加倍狡黠。有句俗话叫‘红棕色头发的人不是好极就是坏透’，这话用在贝内代托身上真是不幸而言中了。他从小就非常任性。没错，做母亲的过于迁就，也助长了他的坏脾气。为了孩子，我那可怜的嫂嫂可以跑上四五里地，到城里的集市去买来新鲜的水果和可口的糖果，可那孩子不爱吃帕尔马的橙子和热那亚的罐头，自家园子里现成的栗子和苹果也放着不吃，偏偏喜欢爬过篱栅偷吃邻居家的栗子或者谷仓里的苹果干。

“有一天，那会儿贝内代托大概有五六岁了，邻居瓦西利奥向我们抱怨说，他的钱包里少了一个金路易。伯爵先生想必比任何人都清楚，科西嘉是没有小偷的，所以瓦西利奥按当地人的习惯，从来不把他的钱包和首饰锁起来的。我们以为他记错了，可他说决不会记错。这天，贝内代托大清早出去一直没回家，我们急坏了，晚上，我们看见他牵着一只猴子回来了，他说他看见猴子拴在一棵树上，就把它带回来了。

“早在一个月前，这个淘气包不知怎么异想天开，一心想要一只猴子。当初有个杂耍艺人路经罗利亚诺，带来过几只猴子，孩子对猴子耍把戏特别感兴趣，这个荒唐念头也许就是那个杂耍艺人教他的。

“‘我们的林子里没有猴子，’我对他说，‘更没有拴在树上的猴子。你给我老实说，这只猴子是怎么弄来的。’

“贝内代托一口咬定是林子里牵来的，还添油加酱瞎扯一通，我一听就知道那是胡编乱造，没一句真话。我肝火直冒，他却笑了起来。我吓唬他说要打他，他退后两步说：‘你不能打我，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是我父亲。’

“我们始终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我们一直小心翼翼瞒着孩子的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顿时愣住了，举在半空中的那条胳膊一下子垂了下来，没碰着这个坏孩子的一根寒毛。他胜利了，这个胜利使他变得更加胆大妄为。从那以后，他愈来愈不像话，而阿森达对他却愈来愈溺爱。她的钱，孩子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她想劝也劝不了，看着他肆意挥霍，她不敢去拦他。我在罗利亚诺时，日子还凑合着过。等我一出门，贝内代托就成了霸王，家里全都乱了套。他才十一岁，可他的玩伴尽是些十八九岁的大孩子，一个个都是巴斯蒂亚和科尔泰有名的坏种，玩的恶作剧常常到了触犯法律的地步，司法部门向我们提出过警告。

“我真的担心了，因为我一旦被传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时我正好有桩买卖，得离开科西嘉出趟远门。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把贝内代托一起带走，免得留下后患。走私贩子的生活紧张而艰苦，船上纪律又很严，我指望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能有所改变，不致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于是我把贝内代托拉到一旁，劝他跟我走。我还做了好些足以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动心的承诺。

“他静静地听我说；我讲完以后，他哈哈大笑。

“‘你疯了吧，叔叔？’他说（他脾气好时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你要我放着舒舒服服的好日子不过，跟你们一起去自讨苦吃！你要让我夜里挨冻，日里挨晒，成天东躲西藏，生怕一露面就得挨枪子儿，为来为去，就不过为了挣那么一点点钱！钱么，我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我开口，阿森达妈妈就会给。你得了吧，我要是听你的话，我就成了大傻瓜啦。’

“他居然会这么厚颜无耻，振振有词说出这么一番话，我听了简直惊呆了。贝内代托转身回到那帮玩伴中间；我远远地看见他朝我指指点点，准是在告诉他们我是个大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