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幽灵（1 / 2）

奥特伊这幢别墅的外表，一眼看上去并无富丽堂皇之处，叫人很难想到这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基督山伯爵的府邸。但这种不加装饰的外貌，是依照主人的心意特地保留的，他明确地吩咐过不许对外貌做任何改动。对这一点，只消看一眼别墅里面，就可以深信不疑了。原来，大门刚一打开，景观就完全变样了。

就布置陈设的趣味和执行命令的迅捷而言，贝尔图乔先生是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当年德·昂坦公爵[1]让人在一夜之间，把有碍路易十四视线的整条小径两旁的树木全部砍光，而现在，贝尔图乔先生在三天之内，就让人把一片光秃秃的庭院栽满了花草树木。高大挺拔的杨树，以及连同硕大根部一起运来的埃及无花果树，用它们的浓荫遮蔽了屋子的正面，屋前原先的那条杂草丛生的石砌路面，被代之以一片宽阔的绿茵茵的草坪。早晨才连缀成片的草皮上刚洒过水，还沾着亮晶晶的小水珠儿呢。

不过，实施前的决定，完全是由伯爵本人做出的。他亲自画了一张平面图交给贝尔图乔，上面不但注明种植树木的数量和位置，还标明了取代石板路的那块草坪的形状和大小。

经过这番装饰以后，整座别墅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就连贝尔图乔也说，围在四周的这片密密匝匝的青葱翠绿，让他都认不出这幢屋子了。

要说这位总管，他巴不得能趁这会儿连花园也去拾掇一番。可是伯爵关照得很清楚，花园不准去碰。贝尔图乔只能把工夫搁到前厅、楼梯和壁炉架上，把那些地方全都摆满了鲜花。

最能表明总管的绝顶机敏、办事得力，以及主人的博大精深、指挥有方的，还是这幢屋子内部的陈设布置。这幢已有二十年没人居住的屋子，头天还是那么阴暗、凄清，整个儿有一股难闻的腌臜味儿，一夜之间却变得有了生气，散发着新主人喜欢的香味儿——淡幽幽的恰好合乎他的心意。伯爵一进屋，随手就可以拿到他的书和武器，抬眼就可以看到他心爱的油画；前厅里有他爱摩挲逗弄的狗儿，还有他爱听它们鸣啭的鸟儿。整座屋子，犹如森林里的睡美人，在沉睡多年后苏醒过来，恢复了生命，唱着欢悦的歌儿，显得那么容光焕发。这也好比我们重又回到了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亲爱的故居，当年我们遭到不幸离开它时，曾是不得不把我们的心的一半留在了那儿的呀。

仆人们喜滋滋地穿梭来往于这座华丽的宫殿：有的端着精美的菜肴，沿头天晚上刚修复的楼梯轻快地上上下下，仿佛他们一向就住这屋里似的，有的熙熙攘攘地在车库里忙乎。一溜儿排开的编好号的豪华车辆，倒像已经在那儿停了五十年似的。马厩里正在嚼草的骏马，不时用嘶鸣来回答照料它们的马夫，这些马夫对它们谈起话来，口气比许多仆人对待自己的主人还要恭敬得多。

沿着同一堵墙有两间书房，里面藏有将近两千册图书。其中一间专收新近的传奇小说，隔天晚上刚出版的新书，已然整齐地安插在书架上，红色或金色的书脊看上去神气极了。

屋子另一头跟书房对称的位置，是一个温室，盛开的珍奇花木种植在一排排日本瓷盆里。在这间赏心悦目、花香宜人的温室的正中央，摆着一张台球桌，绿绒的桌面上停着一些台球，像是一个小时前刚有人玩过。

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房间，是咱们出色的贝尔图乔先生敬而远之的。这个房间位于二楼的左角上，从当中的大楼梯可以上到那儿；而那儿还有座暗梯可以下楼。仆人们从房间门口经过时，满心都是好奇，贝尔图乔经过时却觉得毛骨悚然。

五点整，伯爵带着阿里来到奥特伊别墅。贝尔图乔迎候主人到来时，心情既急切又不安；他巴望能听到伯爵的称赞，又生怕看到主人皱一下眉头。

基督山下车走进庭院，进屋上上下下走了一圈，然后到后面的花园里去转了转。一路上他默不作声，没有任何赞许或不悦的表示。

只有在走进那个紧闭的房间正对面的卧室时，他伸手指了指一个巴西香木小柜的抽屉，说了一句话。这个小柜是他头次来时就注意到的。

“这儿放放手套还差不多。”他说。

“可不是，大人。”喜出望外的贝尔图乔应声说，“请打开看看，里面是放着手套呢。”

在别的家具里，伯爵也都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香水瓶啦，雪茄啦，精致的小玩意儿啦。

“很好！”他说。

于是贝尔图乔先生心花怒放地退了出去，伯爵对周围的人影响之大、之深、之实在，由此可见一斑。

六点整，大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咱们的北非军团骑兵上尉骑着那匹美狄亚来了。

基督山笑容可掬地站在台阶上迎候。

“是我第一个到，我早就料准了！”莫雷尔大声对伯爵说，“我有意想早到，好让您有点时间先单独跟我待一会儿。朱丽和埃马纽埃尔有好多话要我告诉您。嗨！您知道吗，您这儿可真太美了！请告诉我，伯爵，您的手下人会照料好我的马吗？”

“放心吧，亲爱的马克西米利安，他们内行着呢。”

“得先用草把给它擦擦身子。您知道它跑得有多快哟！简直像阵风！”

“那当然，我完全相信，一匹值五千法郎的好马嘛！”基督山说这话时的口吻，就像父亲在对儿子说话。

“您懊悔输掉的钱啦？”莫雷尔嘴角挂着他那坦然的微笑说。

“我！天主不容让我懊悔！”伯爵回答说，“不。除非这匹马不行，否则我是不会懊悔的。”

“它棒极了，亲爱的伯爵，德·夏托-勒诺先生，法兰西顶尖的行家，还有德布雷先生，他骑的是部里的阿拉伯名马，他俩刚才在我后面拼命赶我，结果还是落下了一段距离，我这不是先到了吗？他们后面还跟着唐格拉尔男爵夫人的马车，驾车的那几匹马跑得正欢，每小时也要跑到六里呢。”

“这么说，他们随后就到？”基督山问。

“瞧，他们来了。”

果然就在这时，一辆由浑身直冒热气的辕马拉着的双座四轮马车，以及两匹气喘吁吁的坐骑，来到了正在打开的铁门跟前。一转眼工夫，马车驶过弯道，停在屋子的台阶跟前。两位骑手也跟在后面同时到达。

德布雷利索地跳下马鞍，来到车门跟前。他把手伸给男爵夫人，男爵夫人扶着他的手下车的当口，做了一个旁人难以觉察的小动作，除了基督山，确实谁也没有觉察到。

但伯爵的眼睛是不会漏过任何事情的。他看到有张如同这动作本身一样难以觉察的白色小纸条闪了一下，从唐格拉尔夫人手里塞进大臣秘书的手里，其手法的娴熟，表明她对此门道已是驾轻就熟。

跟在妻子后面下车的是那位银行家。他脸色苍白，不像是从马车里，而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

唐格拉尔夫人朝四下里扫了一眼，只有基督山一人懂得这道目光的含意。这道迅捷的、探询的目光，刹那间就把庭院、柱廊和整幢建筑尽收眼底。她克制住心头波澜的起伏，不让脸色转白，以免被人识破内心的激动。她一边走上台阶，一边对莫雷尔说：

“先生，要是您是我的朋友，我真想请问一下您的马卖不卖。”

莫雷尔感到为难地笑了笑，朝基督山转过脸去，仿佛央求他把自己从这尴尬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伯爵明白莫雷尔的意思。

“喔！夫人，”他说，“您干吗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

“对您，先生，”男爵夫人说，“我们是没有权利要求什么的，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您是有求必应的。所以我就向莫雷尔先生提了。”

“非常遗憾，”伯爵说，“我知道莫雷尔先生是不会把他的马卖掉的。马的去留，在他是名誉攸关的。这一点我可以作证。”

“此话怎讲？”

“他跟人打了赌，说要在六个月内驯服美狄亚。现在您明白了吧，男爵夫人，要是他在打赌规定的限期之前，卖掉了这匹马，那他就不光输掉了那笔赌注，而且得让人说他是害怕了。一位北非军团的骑兵上尉，是绝对无法容忍这种物议的，哪怕他是为了满足一位漂亮女人的任性——尽管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世上一桩最神圣的事情。”

“您瞧，夫人……”莫雷尔说着，感激地向基督山笑了笑。

“再说，”唐格拉尔说，笨拙的笑容掩饰不了语气的粗鲁，“我看您的马也已经够多了。”

听到这种话居然不予回击，唐格拉尔夫人平时可没这习惯。然而，使身边的几个年轻人大为惊异的是，这回她装作没听见似的，什么话也没说。

基督山看到这种不比寻常的忍气吞声的缄默，不由得微微一笑。他指给男爵夫人看两只硕大无朋的中国瓷缸，瓷缸外面覆盖着一层层虬结的海生植物，构成种种美妙绝伦的图案。只有大自然才能有这般的瑰丽多彩，也只有大自然才能有这般的鬼斧神工。

男爵夫人不由得连连惊叹。

“哦！杜伊勒利宫整棵的七叶树，这里面都种得下呢！”她说，“这么个大家伙，当初是怎么烧出来的呀？”

“噢！夫人，”基督山说，“这个问题不该问我们，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只会烧些小玩意儿和精细的玻璃器皿了。这是另一个时代的作品，是大地和海洋的精灵的杰作。”

“究竟是哪个时代呀？”

“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听说，有一个中国皇帝特地让人造了一座大窑，窑工们在窑里接连烧出了十二只这样的瓷缸。其中有两只，由于窑里火头太猛，烧裂了。其余十只，出窑后就沉下了三百寻[2]深的海底。大海知道人们对它的期望，于是用海草掩覆它们，拿珊瑚虬绕它们，把贝壳黏附在它们身上。这些瓷缸，在幽深的海底一直躺了两百年，因为一场革命早已把那个做这番试验的皇帝赶下了龙位。只有一张尚留人世的御诏，记录了当年造窑烧缸、沉缸海底的故事。过了两百年，这张御诏被人找到了。有人想把这些瓷缸打捞上来。潜水员穿着特制的潜水服下了海，在当年沉缸的海湾找到了它们。但是十只缸里只剩下三只，余下的那些都被海浪卷走冲碎了。我很喜欢这些瓷缸，我有时会想象，缸底下藏着些丑陋可怕的神秘怪物，就像潜水员见过的那些海底怪物一样，它们呆滞而冷漠地定睛看着这些庞然大物。我还会想象这些瓷缸里沉睡着数不清的小鱼，它们都是为了逃避追击，而躲进缸里去的。”

这当口，唐格拉尔由于对奇闻趣事不感兴趣，站立一旁，心不在焉地从一株漂亮的柑橘树上扯花儿，一朵一朵地直到都扯完了，才又去扯仙人掌。但这仙人掌可不像柑橘树那么好欺侮，他手上给狠狠刺了一下。

他打个哆嗦，揉揉眼睛，仿佛是从梦中醒来。

“先生，”基督山笑吟吟地对他说，“您是油画收藏家，有的是珍品，我可不想在您面前夸口我的藏画。不过，这儿有两幅霍贝玛[3]，一幅保罗·波特[4]，一幅米里斯[5]，两幅热拉尔·道[6]，一幅拉斐尔，一幅凡·戴克[7]，一幅苏巴朗，还有两三幅牟利罗[8]，倒是值得给您一看的。”

“嚯！”德布雷说，“这幅霍贝玛我可是见过的。”

“噢！是吗！”

“没错。有人拿来想卖给博物馆。”

“我想，博物馆里没有这幅画吧？”基督山很随便地说。

“没有，但还是没买下。”

“那为什么？”夏托-勒诺问。

“您可真逗。因为政府缺钱呗。”

“哦！对不起！”夏托-勒诺说，“我天天听说政府缺钱，都听了八年啦，可我到现在还是弄不明白这道理。”

“慢慢会明白的。”德布雷说。

“不见得吧。”夏托-勒诺回答说。

“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先生到！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先生到！”巴蒂斯坦大声通禀。

一条刚从裁缝手里交出来的黑缎绉领，一部刚修剪整齐的胡子，灰白的唇髭，坚定的目光，佩着三枚勋章和五枚十字章的少校制服，总之，一副无可指摘的老军人模样；巴尔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少校，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位慈祥的父亲，就是这样出现在伯爵府邸的。在他身旁，穿着簇新的衣服，笑容可掬地走上前来的，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那位我们也已经认识的恭顺的儿子。

三位年轻人正在一起聊天；他们的目光从父亲移到儿子，而且很自然地在后者身上停留得更长一些，对他细细打量了一番。

“卡瓦尔坎蒂！”德布雷说。

“哟，挺好听的名字！”莫雷尔说。

“对，”夏托-勒诺说，“没错，这些意大利人名字都挺不错，可是穿得却不行。”

“您太挑剔了吧，夏托-勒诺，”德布雷说，“这套衣服做工很讲究，而且是新的。”